當疾病無法治療時，我們會讓愛繼續前進！

我們一直覺得他們帶給我們的是更多的勇氣和信心，替病人代言，想盡各種方法促進病人的舒適。當疾病無法治療時，我們會讓愛繼續前進。

文 / 六南病房

2010年4月帆哥進入我們病房進行第二次骨髓移植，當天帆哥戴著鴨舌帽和口罩，穿著牛仔褲和球鞋走進病房。
他說：「上一次移植後回家才不到三個月，我的腫瘤又慢慢長回來，我又開始化學治療，然後醫師又告訴我現在只剩下異體骨髓移植了，我都不知道踏進醫院對嗎?」。
  慢慢的，帆哥拿開了口罩和帽子，我們才看見帆哥英挺的臉上、頭上，甚至耳朵上都長了腫瘤，他的眉毛和睫毛也因此脫落。我們依舊跟帆哥說著淡水名產，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對帆哥的打擊有多大。
  帆哥是一位攝影師，他是一個看重朋友的人。第一次住院做骨髓移植時，他總是一個人，因為爸媽年紀大，住在新竹。哥哥及妹妹都有家庭，無法在醫院陪伴，有的同事很怕他，因為他對於不熟悉的人態度冷淡，所以有一些同事總覺得帆哥有種冷冷的感覺。
  第二次移植帆哥也是一個人，但是夜裡昏暗的病室裡，我們在查房時發現帆哥常一個人在黑暗的病室裡聽著「我不難過」這首歌，一邊無聲的掉淚…我們知道他害怕孤單，害怕未知的未來，害怕一個人…..。但是他嘴裡不說，於是我們商量好，如果班內自己時間允許，我們會在病房陪他一下…..，如果剛好遇到他悲傷的時候，我們會在病房陪他一起聽歌。
  但是他遇到最棘手的排斥及感染問題，他每天腹瀉約2000-3000 c.c.，醫師持續使用免疫抑制劑，雖然慢慢控制它的排斥問題，但是卻又發燒了，這段過程持續了3個多月。因為治療的關係，帆哥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幾乎完全臥床。 

那天，他說：為什麼我看不到你們啊?只看到光，經過眼科醫師檢查，確認帆哥因為病毒感染而影響視力。帆哥在這次移植中，他喪失了體力及視力…。帆哥沒有家屬在旁照顧，但是他完全臥床，視力又受到影響，於是，我們討論著我們可以幫帆哥做什麼?
  我們決議是：促進帆哥的舒適。我們每天排班幫帆哥洗澡，洗頭。輪流幫病人放音樂，讓病人覺得身旁一直有人陪伴他，我們在可以的時間內，幫病人按摩，病人可以在陪伴和按摩中，減少使用嗎啡的次數。
  夜深了，帆哥一個人在病房中，我們會聽到帆哥呼喊著：救我!一邊哭，一邊請主責護士救他！護士們選擇陪伴他，一邊安撫病人直到病人睡著。
  最後，帆哥的家屬決定放棄積極治療，病人開始愈來愈喘，那天凌晨4點多，帆哥離開了我們，哥哥和妹妹手忙腳亂，護理人員和家人一起選擇帆哥最後一套衣服，當天主責護士說：我們一起幫帆哥決定，幫帆哥穿上襯衫，球鞋，戴上帽子，就像我們跟認識的他，帥帥的…，而且帆哥知道夜班最有空的時間，我們一起幫帆哥擦澡，一起安慰帆哥的家人，一起跟帆哥說再見……。
  帆哥離開後，單位難過了一段時間，但是我們發現每個人都想念帆哥，每個人都曾幫帆哥按摩擦澡，帆哥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我們單位的大哥哥，我們就像一家人，跟帆哥一起度過無助的時刻，他的孤單害怕願意和我們分享。

我們一直覺得他們帶給我們的是更多的勇氣和信心，替病人代言，想盡各種方法促進病人的舒適。當疾病無法治療時，我們會讓愛繼續前進。

早上，先照鏡子笑一笑

訪癌症病人家屬蔡素節女士

跟癌症病人說話，最重要的，笑容是絕對不能用裝的，因為用裝的他就知道，從小我媽就教我要笑頭笑臉，我們以前帶團康，早上起來就要先照鏡子笑笑。

採訪 / 整理：鄭春鴻

妳可能會有十五年的獨居

蔡素節女士：我在安養院當志工，陪老人泡茶聊天，帶他們做「香功」。後來我去學安寧照顧之後，便試著和大家談生死問題。有一次，一位安養院的老人告訴我：「蔡老師，昨天晚上這裡辦喜事。」我一聽，還以為哪一個老人又第二春了，就問為什麼沒有叫我這個泡茶的喝喜酒。另一個老人才跟我說：「不是啦！蔡老師，昨天我們這兒又走了一個啦！」他還說：「那個人很不錯耶，一下就走掉了。」

我和先生常談到人的壽命，他曾對我說：「女人的平均壽命比男人多六歲，妳我比你大九歲，妳要心理準備，妳可能會有十五年的獨居。」因為他會跟我講這些話，所以他生病的時候，我就跟他說，我這個人緊張性子，我怕到時候會很慌張，我一定要先去了解安排一下。

我正好參加一個朋友先生的告別式，我是個歸依的佛教徒，那是個佛教儀式，我就覺得還不錯。我就形容一下給我先生聽，他聽著聽著，就笑笑，也沒有覺得不舒服。我接著就跟他講，要有心理準備，因為得血液淋巴癌，等於中大奬，血液是全身走的，醫師已跟我說這麼大年紀，該要有心理準備，我還到社工室求助。

「妳什麼時候來我們這裡做志工？」有些護理人員知道我很熱心，會這樣問我。我心想都七十多歲，你們這裡哪有要七十多歲的志工？老公就坐在旁邊，我說我要等他走，我先生在那裡笑著，醫院那小姐也說阿姨妳怎那樣。我說我跟先生有約定，「你要走的時候，一定要跟我笑一笑哦！表示我們都對你照顧得很周女兒都也都照顧你很周到，你知道嗎？」因為我婆婆要走的時候，就對我笑一笑。她要過世之前，要我馬上去看她，我一看到她，她只有吐氣，沒有吸氣。她指叫我幫她換衣服，真的！我把衣服一拿來，她腳就彎起來，腳伸直要給我跟她穿。衣服穿好了，她就笑一笑就走了。

從小我媽就教我要笑頭笑臉

鄭春鴻主任：您先生聽您這麼說，他的反應如何？跟癌症病人談生死，妳覺得有困難嗎？您學的安寧照顧有幫助嗎？跟老人談這些大事要什麼技巧？您女兒們跟爸爸談到這些問題嗎？

蔡素節女士：談這種大事，經常肢體語言比用口說的來得重要；而且聽比說更重要。首先，你要讓人家覺得你滿親切的，這個可要學，因為我們做團康學習的時候，就要學這個。像我現在在和信醫院裡，就交到很多朋友。有些照顧病人的家屬，本來一臉憂愁的，跟我聊天後被我逗到都笑出來。小事做壞了，可能會惹麻煩，所以要嚴肅地談；但在輕鬆之中，才能談這種「大事」。知道她爸爸生大病，三個女兒一起約到外面咖啡廳去討論，她們第一個反應就是很現實的，可能馬上就需要錢。老么跟我説：「媽媽我先滙一百萬給妳。」老大和老二也說會陸續滙錢給我。我對女兒說，媽不準備拿妳們的錢，不過，她們的支持讓我感覺到很貼心。不過還好一路醫下來，健保都有給付。女兒們捨不得跟爸爸談這種「大事」。

像我現在隔壁床的病人，他裝鼻胃管，我看他很辛苦，一直想拉掉，我就會問我先生說：「你看他又會痛，吃東西都沒有味道，你是個老饕，你覺得這樣子對你有用處嗎？」我說你又不能吃，這樣子只有拖時間，又會痛，你覺得有一天你會要裝這個嗎？」他說不要裝。我說假如不疼的話，可能我會讓你裝，假如會疼痛，我就想我不會讓你裝了，因為你會疼痛這樣很辛苦。

在跟他講話的時候，我都會在他背上拍一拍，再跟他說：「老公啊！我跟你講，…….」因為我也在為人做生命故事，我會引用一個別人的故事，然後再來跟他談，這樣比較容易談得進去。跟癌症病人說話，最重要的，笑容是絕對不能用裝的，因為用裝的他就知道，從小我媽就教我要笑頭笑臉，我們以前帶團康，早上起來就要先照鏡子笑笑。

到底我是病人還是你是病人？

鄭春鴻主任：你先生這陣子住院比較長，在這裡生活起居上，妳和護理人員的配合上，有沒有覺得有哪一些不方便，或醫院哪一些要特別注意的？

蔡素節女士：在和信醫院照顧我先生這麼多年，我身體不好，偶爾也會有急病。有一次，我肚子很痛，我告訴護理人員，我在照顧先生，走不開，可不可以在和信醫院看病。她們很親切，還真的馬上派一個傳送的來，我不是癌症病人，還用輪椅把我推著去樓下掛號，掛好號以後又把我推上來，要我再病房休息，三不五十住院醫師就來，問我有沒有好一點，要不要給我擦一點薄荷油啊？一直來問我，我真是「金歹勢」。

我先生對我說：「到底我是病人還是你是病人？」這真是一個有人性、有溫暖的醫院，讓我真的很感動。我想要是別的醫院，才不管你這麼多呢！

和信醫院的護理人員常讓我很感動。像我隔壁病房有外勞照顧，護理人員還會跟那個小姐講：「妳快快睡，妳晚上不用看著病人，我們都會來巡的，妳不用煩惱。病人要尿尿，妳就叫我們。妳也要睡，不然妳白天也顧晚上也顧，妳會沒精神。有事按個鈴，我們就來。趕快睡，若爬不起來就別起來。」我去看一些朋友在別的醫院，都沒有這樣熱情的服務。這一點真的讓我覺得很窩心。

護理人員給病人家換藥都很忙，她們會配合譚醫師來看看這個傷口，我先生現在打抗生素消腫，他傷口腫，一坨坨的。醫師是要看狀況，她們都會配合什麼時間然後那個護士我還很佩服，比如說有一位護士在我們這邊待很久，換藥會疼痛是個很麻煩，早上換過藥，到下午有時候發覺有滲透，她如果偷懶等到交班給別人做，但她會說現在趕快換藥，在交班以前幫你換好，敬業的精神真讓我感動。

和信醫院護理人員做事都用跑的，做什麼事都用跑的，搶著做。有時候我在睡覺，因為尿壺滿了，我先生會叫我去倒，護士小姐會說：「沒關係，我幫你倒。有時沒有把我叫醒，大白天，她就已經幫我把尿壺倒掉再拿過來。這裡的護理人員真是可圈可點。

不只護理人員好，和信醫院不管是負責掃地的也好，洗廁所的也好，真的讓我覺得好得沒有話。我喜歡找護理人員聊天，因為有時候她們在隔壁床照顧人，我也喜歡去看，因為我覺得這樣我就學習，因為將來我有一天，也會變成那種狀況。我都會問：「妳貼這是要做什麼？那個是做什麼？」我知道了更多，將來遇上了才會有選擇。(全文完)

一種記憶，一種感覺

醫院所帶給病人及家屬的記憶與感覺非常特別，幾乎一輩子難忘，因為那是在你最無助、最脆弱的時刻所發生的。身為醫院的工作人員，可不慎乎？

文 / 鄭春鴻

在哲學上，相信是一重要題目。英文中有faith，可以叫做信仰。我們對於宗教或各類主義，會說我們有信仰，但是我們相信明天天晴，卻不至於說對於明天天晴有信仰。英文中另有Conviction，可以叫作信念。我們對某原則某定理也許會說有信念，但即令我們相信高鐵不會誤點，我們也不至於說對高鐵不誤點有信念。在這當中，「相信」兩字的意義最淺，前述能說信仰或信念的，我們都能說成相信。

雖然潛意識告訴我們，現代的社會充滿詭詐，但我們天天都必須「相信」很多人、很多事才活得下去。早上喝的豆漿，我們要相信不會拉肚子；上班搭捷運、旅行搭高鐵，我們只能相信它是安全的；坐電梯，我們要相信不會被關禁閉。現代生活是由人與人非常緊密的commitment所串連起來的。胡適之先生過去說的「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對於現代人已經不只是修為的砥礪了，而是「不得不」的言行舉止。倘若成天東疑西疑，一個事也做不了。我的一位文學前輩過去出門只搭火車，什麼車都不敢搭，不知道別後是否壯膽一些。

在所有的「不得不」的「相信」之中，病人對醫師的「相信」是最微妙的一種。尤其是牙科醫師。台灣看病方便，街頭看個咳嗽，和街尾看個流鼻水，沒人會覺得有多大差別；但是大多數人看牙，很少人的牙醫師換來換去的，倒是不少人一輩子就給一兩個牙醫師看病，這是有原因的。口腔佈滿了敏感的神經，牙痛雖少致死，但是痛了可真要命，平常我們不小心咬到尖銳雞骨頭都要哇哇叫的，哪能允許別人在嘴裡動刀動槍的？再者，就算開刀，全身麻醉不省人事，也就沒啥好怕的，牙齒治療雖偶會麻醉，但是大多數的治療都在沒上麻藥時進行的。別處疼痛還可以叫出聲來，稍有釋放，看牙遇到粗線條的醫師，除了發抖之外，則幾乎無計可施。

當我們從事的職業，比如醫師、老師、律師、牧師等，接受我們服務的人，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多半「不得不」，至少在特定的時空中必須相信我們的時候，他們所需要的就不再只是我們提供的知識，而還有安慰和信心。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這些人從事的是「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醫院除了是救人的地方，對於罹患非死之病的人來說，它更是一個保養、保健的顧問機構。這時醫護人員所提供的服務，確實就是典型的「體驗經濟」。對體驗經濟來說，「感覺」是可以販售的，而且具有比產品與服務更高的附加價值。我們常講的服務品質與服務滿意，其實也不過是一種記憶，一種感覺。醫院雖不是營利機構，但是也要講究服務品質與滿意度。尤其，醫院所帶給病人及家屬的記憶與感覺非常特別，幾乎一輩子難忘，因為那是在你最無助、最脆弱的時刻所發生的。身為醫院的工作人員，可不慎乎？

愛，把我們聚在一起

我感受到生命的奧妙。上帝何時要把我們帶走，我們都不知道，尤其看見有些人與死神搏鬥時，我深深感受到，要跟上帝借一天的時間是多麼的奢侈與不容易。

文 / 謝○碧

我是病人的家屬，我們5月21日從新店某醫院轉病例進到和信醫院的那一刻開始，從初診的掛號服務人細心及熱心親切的接待，主治醫師吳茂青專業的醫術，迅速又積極的醫療態度加上護士人員耐心又細心的呵護讓我們初次感受到溫馨，這種感覺應該是無微不至。

和信醫院除了癌症專業的領域外，更用心培育出一群既專業又有耐心的一群醫療團隊協助癌症病人及家人更完整的療程程序之服務，也就是說當你身在和信醫院你對你的病情不會感到徬徨束手無策，整個組織流程包含了病人及家屬的心理建設。

在住院的期間還安排住院醫師時時刻刻細心的照顧，隨時一有狀況可串連主治醫師並主動幫忙會診其他科主治醫師，速度非常迅速，隔天馬上安排相關的醫療檢查。同時，陸陸續續安排了營養師協助病人每天應該攝取哪些營養之概念，接著安排心理輔導師建設病人及家屬，面對癌症的常識及需知。

在這過程最讓我敬佩的還有一群日夜沒有停止工作，並且任勞任怨默默在付出的一群白衣天使，他們照顧病人的耐心及細心，就像對待自己的家人一樣的用心，這幾天來跟他們地相處真的感動到我。

人與人的相處相識很奧妙，這些天我在茶水間認識了傅姐，她也是病人家屬，因為她的妹妹癌症，這次專程從美國回來陪伴她。我們在這樣的機緣認識之後，她只要有來和信醫院，就帶了美食給我吃。有一次，我好奇的問了傅姐說：「奇怪！妳長期都在國外，為何知道台灣怎麼多道地的美食，真的不簡單。」傅姐開玩笑比著比著她豐潤的身材告訴我說：「就是因為愛吃，所以才有如此的身材出現。」

過了幾天傅姐帶了一位她的朋友宋姐來看我們，後來宋姐不斷的打電話關心孝廉的病情，之後宋姐專程又來一次醫院探望孝廉，才聊到三年前她自己也得了癌症主治醫生也正是吳茂青醫師，這次也是回來台灣做定期追蹤，碰巧在醫院遇見傅姐，傅姐的妹妹目前也住院在和信醫院。

這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我相信現在的臉書Face Book是無邊界，但傅姐、宋姐、吳醫師與我，本來都不認識，因為孝廉生病，大家都來關心他。在上帝的安排下有了聯繫，愛，把我們聚在一起，你說奧妙不奧妙？之後大家一起為孝廉禱告，請主耶穌協助讓他身體儘快康復。

我在醫院裡看見孝廉身體的轉換，也讓我感受到生命的奧妙。上帝何時要把我們帶走，我們都不知道，尤其看見有些人與死神搏鬥時，我深深感受到，要跟上帝借一天的時間是多麼的奢侈與不容易。我頓時想了一下，之前的我常打扮著漂漂亮亮逛著街，唱歌跳舞看似生活過得精采豐富，但現在才發現這種生活是過著漫無目標的人生，我真的浪費好多的時間，也沒有真真在經營人生。以後我要好好的經營每一分每一秒，好好的過每一天。

後SARS看台灣的醫學教育

透過良好的大眾教育，也可以幫忙社會大眾瞭解醫療團隊的工作特質，而不會以為這只是一條高收入低風險的安逸之途。當社會大眾能夠瞭解選擇醫療生涯需要付出的代價，這也將有助於篩選真正適合學醫的人才。

賴其萬

台灣這幾年因為經濟成長帶來自我陶醉的幻象，尤其是健保獲得國人的肯定以及國際的推崇 (據「遠見」七月號報導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將台灣列為「全球健康排行榜」第二)，更使我們沾沾自喜，但SARS 卻暴露出醫學教育、醫療環境、以及社會大眾的種種問題。在此就醫學生在學校的臨床前醫學教育、醫學生與醫生在教學醫院的臨床醫學教育以及社會大眾的醫學教育來探討台灣的醫學教育，至於影響到醫學教育的醫療政策、醫學院評鑑、醫院評鑑、健保政策等等，將在本座談會中的其他主題中再詳加討論。

一、醫學生在學校的臨床前醫學教育：

這次SARS 所表現出來的，有些醫護人員倉皇落跑令人失望的表現，相信與醫療團隊未能樹立專業人員應有的正確價值觀有關。由於國內絕大部分的醫學院均為高中畢業後的七年制，醫學生年紀較輕，對選擇行醫的動機普遍不純熟，又未經大學四年「核心課程」的薰陶，因此這段「準備期」的人文教育對國內醫生的培育尤其重要。我們應注重行為科學、人文課程、溝通技巧、社會科學，以及經常討論醫學倫理有關的實際個案，並且透過邏輯辯證的訓練與廣泛閱讀的習慣以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次SARS 暴露出媒體層出不窮的不實報導更使我們意識到高等教育應該重視訓練大學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過去預防醫學、公共衛生雖都列入醫學系必修課程，但並未受到應得的重視，經過這次 SARS 的洗禮，醫學教育應當重新規劃這方面的比重。

二、醫學生與醫生在教學醫院的臨床醫學教育：

國內醫學生在教學醫院見實習的態度比國外醫學生顯然較不積極介入，而醫院方面也每每將接受訓練的住院醫師當作「勞力」，藉此照顧眾多的住院病人，而相對地，由於服務量的加重，醫院並未能提供這些「學員」有師長指導的學習機會。在 SARS 的危機中，我們看到兩位殉職的醫生都是才當完兵開始住院醫師訓練沒多久的年輕醫生，當他們為SARS重症病人插管時，竟然沒有資深醫師從旁指導，而任其長時間暴露在高度危險的感染機會下，這不也正反映了教學醫院空有教學之名，但無教學之實嗎？

這次在SARS 肆虐的尖峰期，許多醫學生與家長們要求學校應該讓實習醫生離開醫院，有些教育界人士慨歎，「只要醫院充分防護，且只讓實習醫師處理非SARS病例，實習醫師就應該留在醫院，否則這一屆的醫師將被看成是『太平醫師』」。然而，台灣有些醫院這幾年來在企業經營的導向下，對醫院、醫護人員、病人的安全防範措是否在「節流」的政策下確實有落差，這也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過去醫院評鑑雖然重視感染科的存在，但對教學醫院的見實習醫學生以及住院醫師在感染方面的安全保護，卻未有明文規範。今後的評鑑在教學醫院方面，不只應當重視醫師的教職、著作、研究以及圖書館藏書的考核，更重要的將是如何落實教學的品質與學員的安全。

三、社會大眾的醫學教育：

在和平醫院封院，人心惶惶的當晚，電視緊接著陳總統的信心喊話，當時 SARS工作小組召集人陳建仁院士以及臺大醫院感染科主任張上淳醫師對大眾做了SARS 的解說，使民眾因瞭解而安心不少。後來正式成立了行政院SARS防疫及紓困委員會以後，召集人李明亮前署長每天晚上向電視觀眾報告疫情，成功地緩解了民間的不安，而後全國人民每天量體溫的活動更成功地提高了全民對SARS的警覺心，這些都證明了大眾醫學教育的重要性。相信今後持續加強對全民的醫學教育可以提高民智，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江湖騙術的橫行、以及醫療糾紛的不合理事件。

最後，透過良好的大眾教育，也可以幫忙社會大眾瞭解醫療團隊的工作特質，而不會以為這只是一條高收入低風險的安逸之途。當社會大眾能夠瞭解選擇醫療生涯需要付出的代價，這也將有助於篩選真正適合學醫的人才。

開啟鼻咽癌治療研究新紀元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鼻咽癌治療團隊小史

在治癒率上創下了鼻咽癌治療的世界紀錄之後，和信醫院的鼻咽癌團隊就把重點向上提升，希望進一步追求鼻咽癌症病人治療後的生活品質的課題上。

文 / 鄭春鴻

第四屆鼻咽癌大會是由世界抗癌聯盟 (UICC NPC WORKSHOP) 今 ( 2003 ) 年在香港的會議中心舉行。大會一開始就頒給 Dr. John Ho榮譽證書，以表揚他一生在鼻咽癌的成就。Dr. John Ho是一位臨床醫師，他可以說是第一位用放射線來治療鼻咽癌，也證明放射治療比手術有效的醫師。目前仍有很多國家及地區繼續使用他制定的放射線治療方法及期別分類。

本屆大會也特別邀請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臨床研究室主任鄭鴻鈞醫師蒞會演說。過去大會依慣例邀請參加的專家學者，每一國家僅二至三名。今年的兩位台灣代表，鄭鴻鈞醫師是國內唯一受邀的臨床醫師，另一位受邀的基礎醫學專家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建仁教授。陳教授最近上任衛生署署長，曾任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院長、國科會生物處處長。

「我之所以受到邀請在大會演講，必須歸功於和信醫院鼻咽癌治療團隊十幾年來的共同努力。」鄭鴻鈞醫師指出︰「和信醫院在十年前就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鼻咽癌資料庫，這段期間我們團隊得到國家衛生研究院長期的贊助，使我們得以有系統地了解鼻咽癌的病情及治療進展，進而將很多重要的文獻發表在國際一流雜誌上。」和信醫院鼻咽癌治療團隊的其他成員，包括腫瘤外科閻愷正醫師、蔡玉真醫師、彭薏雯醫師、謝政毅醫師等同仁的研究報告也受到大會的肯定，這次大會一共接受了117 篇學者的投稿，而和信醫院就佔了五位，研究的份量達到一定的水準。

鼻咽癌容易轉移，手術十分不容易

廿世紀初，癌症治療大概只有手術一途；也就是說，發現腫瘤就只想到用刀子把它割掉。那是一個完全相信手術治療年代。問題是開刀拿掉腫瘤，究竟要開多大、要拿掉多少組織才不會造成日後癌細胞的蔓延呢？這必須完成仰賴外科醫師的經驗。為了防止日後癌細胞的擴散，手術往往抱著寧可「做過頭」，也不希望留下「禍根」的態度，因此，病人即使得以存活，也都元氣大傷。以乳癌為例，早期的乳癌手術不但要割除全乳，為了要清除周邊的癌細胞，甚至要把肋骨都給拿掉，病人預後的痛苦可想而知。

鼻咽癌的手術與其它癌症的手術不太一樣，一開始就面臨高難度的考驗。原來，鼻咽的位置正好在頭的中心，想要嘗試把長在鼻咽部位的腫瘤拿掉，往往受限於腫瘤所處的位置相當敏感，而非常棘手。這裡的神經涉及到我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知覺；往下會影響味覺，也會引起吞嚥的困難；往前會影響病人的呼吸，包括鼻塞；往上會影響腦神經、腦幹，造成更棘手的腦神經問題，非常不容易動刀。和信醫院蔡玉真醫師的一篇論文便是專門探討鼻咽癌病人做放射線治療時，腦幹和脊髓可以承受多少的放射線。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於腦幹和脊髓通常與鼻咽癌腫瘤相近或相連，任何腦幹和脊髓的受損將使病人全身癱瘓。

另一方面，長在鼻咽部位的癌細胞太容易轉移了，可以說幾乎拿不乾淨。因此，手術對鼻咽癌來說，效果一直都不好。況且，鼻咽癌的病人，幾乎百分之八十在症狀明顯的時候，都已經在頸部的兩側可以摸到腫瘤了。在放射線治療還不成熟的年代，儘管明明知道手術對鼻咽癌治療的效果不好，因為拿不乾淨，但是在沒有更好的方法之下，還是有人從頸部把腫瘤割下來。正因為鼻咽癌的手術十分困難，效果也很難預期，放射線治療鼻咽癌可以說一開始就是主流的策略。

放射線治療鼻咽癌成為主流策略

放射線應用於醫學來做診斷及治療病人的歷史必須溯源到1895年德國科學家威廉．倫琴 ( Roentgen, Wilhelm Conrad,1845~1923 ) 發現X光，以及1898年居禮夫人 ( Marie, Curie, 1867-1934 )在研究「放射性」的過程中，發現了鐳（原子序88）。自此人類才有機會利用這存在於自然界的神奇射線做為治療癌症的利器。居禮夫婦指出放射性元素的放射能，是人類前所未知的新能源，他們立即想到的用途，就是治療惡性腫瘤（癌）。一個世紀之後，放射線果然成為治療癌症的標準手段。

1896年，也就是放射線發現的第二年，放射線就被人們用於癌症治療，當時的皮膚癌、鼻咽癌等病患在接受放射線治療後，許多症狀獲得改善。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家更瞭解放射線的生物作用以及對身體的影響，這些知識協助改善了放射線治療方法與技術。使得放射線的治療成績獲得突破性的改善，提昇了癌症病患的生存率與存活時間，同時也減少了正常組織的副作用。

1920 年代才開始有人以放射線治療鼻咽癌。1950至1980年代，一般已經認為以放射線治療鼻咽癌是唯一的途徑，但是病人的存活率還是不理想；接受放射線治療的鼻咽癌病人，第一期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存活率；第二期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存活率；第三期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存活率；第四期只能有百分之三十的存活率。1990年代初期，要不要把化學治療加入併用在鼻咽癌治療的的標準計畫當中，意見仍然很分歧。

和信醫院一開始就以放療及化療合併治療鼻咽癌

「我在1991年來到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的時候，當時本院的鼻咽癌治療團隊已經初步成形了。除了當時的執行長黃達夫教授之外，現任和信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簡哲民醫師、黃清浩醫師、林醫師，都是最初的成員。林醫師是現任國家衛生研究院臺灣癌症聯合組織 ( TCOG ) 的主任。」鄭鴻鈞醫師回憶指出︰「黃達夫教授還沒有回國之前，在他服務的單位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所做的各種臨床研究之中，在淋巴癌和頭頸癌的治療上已經有相當的成就了。我們可以說，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以及現在的和信醫院鼻咽癌治療團隊，它的成立以及努力的起點，是建立在黃達夫教授過去對於頭頸癌的研究基礎上。」根據黃教授經驗，鼻咽癌以施行合併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雙管齊下，效果比起只做其中的某一種治療來得好。

因此，1991年，孫逸仙時期的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鼻咽癌治療團隊，一開始就採用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雙管齊下做為治療鼻咽癌病人的標準作業。

「頭頸部的癌症包括的項目很多，其中又以鼻咽癌最敏感、牽涉的問題最為複雜，相對的，將放射及化學合併治療用在鼻咽癌的治療上，效果也特別好，那時候，我們會給鼻咽癌病人進行兩次放射治療以及兩次化學治療。」鄭鴻鈞醫師說道。

儘管這樣的合併療法效果很好，不過這樣的「和信療法」要到了1997才逐漸裡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手先，在鼻咽癌治療上具有很高地位的一位香港醫師Dr. Shem公開指出，和信醫院是全亞洲第一個採用放療及化療並用治療鼻咽癌的醫院，並且獲得相當成就。儘管如此，今年在香港的第四屆世界鼻咽癌大會，還是有一些醫學家認為鼻咽癌的治療只需要採用放射治療就夠了。

和信醫院從1998年開始對鼻咽癌第四期A和B的病人所採取的最新療法 ( 俗稱「4+6處方」，即病人除了要住院做四次化學治療之外，還要接受六個月每周一次的門診化學治療 )。過去台灣其他醫院對鼻咽癌第四期A和B的病人只做放射治療，治癒率只有30%至40%，和信醫院自1990年至1998年對這一群特別最嚴重的鼻咽癌病人進行同步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使治癒率提高至50%至60%。1998年以來，和信醫院採取的「4+6處方」更使治癒率提高到70%。

在1998 年，「和信療法」得到更具體的證實。一項在美加地區執行的大型研究計劃 ( Intergroup Study ) 針對晚期鼻咽癌，證實了同步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比單獨放射治療，能有效地提升病人的存活率（三年存活率從47%提高到78%）。然而這樣的成果，並不被大部份亞洲地區所認同，尤其是台灣、香港及新加坡一帶，因為美加地區的這項研究，同步放射及化學治療組，三年存活率雖然有78%，但根據經驗，追蹤到五年，存活率可能會掉到60% 左右。 這樣的結果，在亞洲地區，大部分的專家認為，用單獨放射治療也可能達到類似的成績。

國際放射腫瘤生物暨物理雜誌推薦「和信療法」

為了進一步釐清同步放射及化學治療對鼻咽癌的效果，和信醫院發表對鼻咽癌的長期存活的研究。這份長期研究的成果發表在放射腫瘤學最好的醫學雜誌「國際放射腫瘤、生物暨物理雜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and Physics ) 刊登出來。這篇文章很榮幸的得到這份雜誌以三頁的社論篇幅鄭重推薦，把和信醫院的研究成果與美加地區大型研究計劃 ( Intergroup Study ) 的研究成果相提並論。我們的結果顯示，晚期鼻咽癌病人在和信醫院治療的五年存活率是84%，比文獻可以找到的成績足足多了約 20%。

如果以疾病的分期來看，和信醫院的治療成績五年存活率第一期是100%、第二期是98%、第三期是83%、第四期是55%（表一，詳細內容請見本院網站 www.kfsyscc.org ）。平均比香港及新加坡鼻咽癌病人 ( 主要以單獨放射治療為主 ) 的存活率每一個期別至少增加12%到23%。存活率增加最明顯的是在第二期、第三期、及第四期的病人。

「和信療法」開啟了鼻咽癌治療研究新紀元

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的古伯( JS Cooper ) 教授在他的社論中特別指出，現在對於鼻咽癌的治療終於有了兩種選擇：一是採取 Intergroup Study 的治療方式；另一是採取「和信療法」。這兩種治療方式副作用有些不同：Intergroup Study 的治療方式有較多的骨髓抑制；和信醫院的治療方式則有較多的口腔黏膜破損。然而和信醫院的治療方式，病人完成整個治療療程的百分比可達90%以上；而Intergroup Study 療程完成率大約只有60%。

古伯教授進一步指出和信醫院的治療成果，開啟了鼻咽癌治療新的研究紀元。第二期的病人可能有過度治療的傾向，將來的研究可能要採取減少治療強度及減少治療副作用的方向進行。第三期的病人的研究方向可能要讓治療變得更細膩，以減少治療失敗的機會。第四期的病人，則可能須要研究更有效的化學治療以減少遠處轉移的機會。

和信醫院臨床研究室主任鄭鴻鈞醫師（也是這份研究報告的主要撰稿人）指出，和信醫院在完成第一代的研究計劃以後，於1998 年起即已著手第二代的研究計劃。研究的方向與古伯教授指出的方向不謀而合。

我的成長可以說完全在和信醫院

「我的興趣一直在臨床研究，而我的成長可以說完全在和信醫院。」鄭鴻鈞醫師述說他一路走來的心情故事，他說︰「1990年，我在台北榮總醫院接受專科醫師訓練。當時榮總的放射治療科主任陳光耀，他在1940年代曾經到美國德州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接受訓練，可以說是台灣放射治療的先驅之一。此時，我和我的同事蕭醫師被指派去整理1970-1990榮民總醫院鼻咽癌病人的資料。我拿到這些大約有一千多份的病歷，感到非常興奮。心想，如果可以從這些病例，歸納出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對未來照顧病人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當他仔細研讀這些病例之後，才發現這些珍貴的資料，可能只是一些無法使用的斷簡殘篇；由於臨床資料的分類、分期缺乏系統化和標準化，使得某一項數據，甲病人有，乙病人沒有；而另一項數據，甲病人沒有，乙病人有。在統計學上，無法從中歸納出有效的結論來。鄭鴻鈞醫師當時在榮民總醫院接受了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兩方面的專科訓練。因為經常要讓病人嘗試許多新藥，並且從中知道新藥的藥效如何，因此體會到臨床研究的重要。

「在這一方面，我得到很多臨床醫學研究方法論的啟發，知道怎樣去收集資料、分析資料，並且如何以嚴謹的態度，去推演出結論來。從這裏出發，我開始去設計一個資料庫，廣泛地去收集每一位在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所留下來的各種有用的資料。」鄭鴻鈞醫師說︰「就在這時候，我的老師簡哲民醫師已經到了和信醫院的前身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我從做見習及實習醫師開始，一直跟著簡哲民醫師學習。我因此得知，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是一個十分注重病人臨床照顧，同時非常鼓勵醫師進行各種臨床研究的醫院。」鄭鴻鈞醫師心嚮往之，經過簡醫師的推薦，於是加入醫院的鼻咽癌治療團隊。

民眾無法體會優質醫療必須付出相對代價

「現在是和信醫院，每一週至少有四位鼻咽癌病人等待我們的幫助；而1991年的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剛成立，每一個月大約只有一個鼻咽癌病人。」他回憶鼻咽癌團隊初期的情景︰「1993年以前，孫逸仙醫院只有接受自費的病人，一位鼻咽癌病人全部療程大約有要自費新台幣四、五十萬元，當時是台灣物價最高的時候，一般人很捨得花四、五百萬買一間小公寓，並且不覺得特別被「坑」了；名貴轎車已經滿街跑了，四、五十萬元大概只能買一輛MUCH小轎車。」以一輛小MUCH換一個生命，其實怎麼說都不是那麼昂貴。不過，和信醫院當時這樣的收費，已經被認為是「貴族醫院」，可見台灣的民眾似乎並不特別對於優質的醫療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有清楚的觀念。大多數人寧願花較小的錢，接受所謂「公勞保級」的醫療。這也正是一直到現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天天必須面對的難題，明明知道還有更好的醫療來服務病人，卻又擔心增加病人的負擔；立誓要給病人最好的醫療，又必須忍受政府只願意為國民支付低廉的費用。

「早期的孫逸仙醫院由於病人不多，因此每一位病人受到的照顧不只是『貴族級』的，可以說是『總統級』的。每一位病人的病歷，都會在每天的晨會被提出來討論，因此，院內的醫師都記得每一位病人的姓名，以及他們的健康狀況。當時的各科門診都在仁愛醫院第八樓一起為病人服務，因此病人如果需要別科醫師的會診，只要打招呼，醫師就在眼前。」鄭鴻鈞醫師說︰「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日子，醫師和醫師之間關系非常密切，合作無間的為病人找尋一條最好的治療策略。我常說，現在是和信醫院剛剛試辦的頭頸癌整合門診，其實就是恢復早期的孫逸仙醫院的精神。」

赴杜克大學受訓大開眼界

「1992年年底，我在孫逸仙醫院服務了半年之後，黃達夫教授就派我到美國杜克大學去接受訓練。黃院長在杜克大學貢獻了卅年的心力，我們從他們口中得悉杜克大學的點點滴滴，心裡產生無限的嚮往。孫逸仙醫院幾乎可以說是以「小杜克」自許。因此我到杜克大學受訓，可以說懷抱著一種朝聖的心情。」前往美國杜克大學受訓對於鄭鴻鈞醫師走向臨床醫學研究之路，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鄭醫師說︰「癌症的放射治療是一個很特殊的科別，它在很多作業上都和電腦操作有關，1990年代，正好是電腦科技正在起飛，放射治療也跟上了三度空間的技術，一直發展到現在的強度調控放射線治療。我當時跟著Dr. 他是現任的杜克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它對我的期許相當高。儘管我當時還沒有考過美國的醫師執照，但是他還是讓我跟隨著他寫病歷、接見病人。讓我有機會縱情的學習，只差不能在病歷上簽名。不過因為放射線治療大部分的工作都在電腦裏完成，因此我可以說是受到完整的住院醫師訓練。」

他說，當年他們正在進行一種放射手術，也就是把放射線治療集中火力在把腫瘤燒掉的技術。當病人還沒有開始治療的時候，我們已經對病人的治療計畫在電腦上模擬過一次，在機械上也模擬過一次。真正進入治療的時候，由醫學物理的博士和醫學博士把各種治療的參數都唸一次，在整個治療的過程，都是在撰寫的密密麻麻的、非常嚴謹的計畫中，按部就班地進行。不論是機械的角度、開刀範圍的大小、放射線釋放的能量。

「他們做事一板一眼的態度，帶給我很大的啟發；他們對生命的尊重，也讓我深受感動。那個年代正好是大家都在高唱『日本第一』的年代，我卻從杜克大學看到美國醫學成就的背後，原來蘊藏得這麼大的苦心。」鄭鴻鈞醫師說︰「在杜克大學的圖書館，我以一種孺慕的心情打開一百年前的醫學期刊與報告，我看到了針刺醫學雜誌刊載的歷史上第一篇以放射線治療癌症的報告。我從中感受到科學的偉大，我仔細的去品味這些放射線治療的先行者，是如何以精確的文字，來形容他們在癌症治療的每一個步驟，如今回想起來，他們的有些敘述在一百年後，還是經得起考驗的。它告訴我，做為一個醫學的科學家，面對著很多我們不見得完全了解的事物，都應該保証自己在每一個細微的觀察上，每一個推論的步驟都是合理的。我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下，跟隨著我們而來的新生代醫學家，才能踏在我們的肩上，看得更遠，飛得更高。換句話說，我有當我們對於每一個科學的研究步驟，都能夠用更精確的語言、合乎邏輯的推論加以描述，在一百年後，仍然被後生晚輩肯定，這才叫真正的科學精神，哪怕我們的結論或許是錯的。」鄭鴻鈞醫師發下志願，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成為教科書的一部分。

追求鼻咽癌症病人治療後的生活品質

在治癒率上創下了鼻咽癌治療的世界紀錄之後，和信醫院的鼻咽癌團隊就把重點向上提升，希望進一步追求鼻咽癌症病人治療後的生活品質的課題上。

怎樣才能做到提高鼻咽癌病人的生活品質呢？我認為第一個條件是醫師必須願意傾聽病人的感受，要花時間了解病人在治療之後生活上的種種細節，這樣才能確實了解病人的苦處；第二個條件治療團隊必須有完整的病人資料庫，從病人口述的預後生活細節對應到資料庫相關的數據，才能夠發現在治療的技術上應該怎麼做？還有哪些進步的空間？

早期接受放射治療的鼻咽癌病人，治療之後隨時都必須要帶著一瓶水在身邊，因為他們的唾液腺已經在放射治療的過程中被破壞了，使他們變成「沒有口水」的人。為了改善這一個嚴重影響生活品質的副作用，1998年和信醫院鼻咽癌症治療團隊就開始為病人進行保留唾液腺的措施，事實証明有許多鼻咽癌症病人在預後都能正常分泌唾液，不需要隨身帶一瓶水。

聽力受損過去也是接受放射線治療的鼻咽癌病人難逃的命運，鼻咽癌症治療團隊在比對病人的實況以及各種資料庫的數據，也在治療的技術上做了適當的修正，讓病人聽力受損的情況可以降到最低。此外，鼻咽癌病人預後容易產生吞嚥困難、喝水容易被嗆到的困擾，鼻咽癌症治療團隊也在修正了對咽喉部位的放射劑量之後，使這樣的副作用改善了很多。探討鼻咽癌病人做放射線治療之後的復健，期能使病人包括頸部僵硬、牙關的緊閉等副作用可以降到最低。鼻咽癌團隊成員之一的彭薏雯醫師有一篇論文即在討論如何提升病人在這方面的生活品質。

同儕相互督促可以創造許多意外的成績

「我們每天都在以團隊的力量和癌症作戰，這是和信醫院各種治療團隊最可貴的地方。」鄭鴻鈞醫師指出︰「我們的作戰計畫在思考上是全盤性的；在作法上是為病人量身訂做的。面對每一位可能不會再有第二次最佳治療機會的病人，我們都是戰戰兢兢地以團隊的力量設身處地為病人設計最好的醫療策略。最重要的，我們的團隊有完整的病人資料庫，我們對每一位病人的病歷紀錄是標準化的。因此我們的經驗可以一步一步累積，我們始終給病人的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治療。」這樣團隊力量的發揮，必須建立在組成團隊的每一位醫師平日的合作默契上，確實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團隊的合作不但可以減少單打獨鬥容易發生的誤診，在同儕的相互督促、要求及激盪下，往往可以創造出許多意外的成績。比如，有一位鼻咽癌病人因為喝水容易嗆到，聲音沙啞前來求診。團隊看了他的電腦斷層、核磁共振顯影，怎麼看都看不出他的腫瘤長在哪裏。根據臨床研判，他的腫瘤應該在第九及第十二對神經附近，可是從各種攝影都無法察覺。經過團隊的討論，最後再由X光科的同事以特別的訊號拍攝，果然在預想的位置看到腫瘤。像這樣若非經過嚴謹地討論，很可能就「看走眼」或忽略掉的病例，因為團隊的努力得以「明察秋毫」，使病人得以即時治療，不但改變了病人的生命，也提升了治療團隊的默契。

測試更先進的強度調控放射治療降低副作用

做為鼻咽癌團隊最資深的成員，和信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簡哲民醫師指出：「和信醫院在十年前啟用三度空間放射治療，使任何期別的鼻咽癌的局部控制率皆超過90%。在1998年完成全部放射治療數位化以後，病人的定位影像可以由網路傳輸至治療計劃電腦工作站，而在做完三度空間放射治療計劃，所有的治療參數又由網路傳輸至直線加速器，由電腦事先設定放射治療的角度、劑量、及範圍。我們最近正在測試更先進的治療計劃電腦工作站，也就是所謂的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希望將來鼻咽癌的長期副作用可以降到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