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是一家理念與願景都十分清楚的醫院。在每一位員工的服務證背後都印有以下的文字︰「在一個醫療機構內，永恆不變的原則是一切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不論是醫療或行政決策，原則明確即可排除情緒因素，以智慧和心靈的交集來解決一切問題。」把這段話印在服務證上，每天都掛在每一個人的胸襟，是希望大家對這樣的理念與堅持銘記在心。
大多數的醫院不能理直氣壯表明願景和理念
「以管理學的觀念去思考組織的問題時，我們都知道一個卓越的機構必須有明確的定位（mission），也就是瞭解『它為何而存在』。同時它也要有能打動人心的願景（vision）和理念（value），才能激發工作人員的使命感，滿足他們的成就感，從而促進機構的進步。」黃達夫院長說︰「台灣的醫療環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多半做的跟說的是兩回事，使得大多數的醫院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向員工表明它們的定位、願景和理念。」
的確，我們很容易上網或在某機構的官方文件上讀到他們的「宗旨」( Mission Statement )，但是像和信醫院員工這麼願意秀出自己的「宗旨」的，恐怕不多。在我參加的和信醫院內部會議所得的經驗，只要討論遇到瓶頸，大家為了辯護自己的立場而不願退讓時，很自然地，和信醫院的「宗旨」，也就是它的願景與理念就會被提出來，成為「無限上綱」。它早已經成為和信醫院員工的「基本教養」。
和信醫院追隨梅約診所的精神
和信醫院堅守的許多理念，不免讓人與創立迄今一百多年的美國「梅約診所」 (Mayo Clinic) 聯想在一起。梅約診所的工作守則就是「一切以病人的需要為先（The needs of the patient come first）」。
「我們唯一的關注，就是病人的最大利益，」已逝的梅約醫學中心創辦人之一小威廉梅約醫生曾說過的這句話，被放在梅約所有的內部刊物與醫院牆上，無所不在。這跟和信醫院的「一切以病人的利益為依歸」的基本信念完全吻合。從此也可以看出和信醫院受到美國醫學教育史及醫院發展史深厚的影響。
又比如和信醫院一向以「醫療團隊」來為病人提供高效率、低誤失的醫療服務，梅約診所也特別強調醫生治病需要團隊合作。威廉梅約強調「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力量大到不需與人合作」並早就預言「醫學中的個人主義將無法生存」。因此，除了集體診療，梅約還強調醫療、研究與教學三類活動互相激盪出的力量。這樣的基調也完全與和信醫院相同。
經由醫學教育把來自民眾的錢還給民眾
1883年，龍捲風席掠過明尼蘇達州的羅徹斯特，造成很多人傷亡。辦公室和旅館臨時被改裝成醫院，修女紛紛投入護士的行列，這個經驗讓修女院院長 Alfred Moes想到請求William J. Mayo 和 Charles H. Mayo兩兄弟一同在羅徹斯特成立一家醫院，於是27床的Saint Marys 醫院在1889年開幕。1915年梅約醫學研究所 (Mayo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在梅約兄弟的捐助下成立，開設世界上第一個訓練醫學專家的課程。到今天梅約醫學研究所已有一萬三千名校友在美國及世界各地行醫。1919年梅約兄弟將他們的畢生積蓄、梅約診所的持份及梅約診所的名稱轉移給一個私立、非營利的慈善組織，是為梅約基金會。William J. Mayo說：我們要將來自民眾的錢還給民眾，而我們認為最好的歸還方式是經由醫學教育。
醫師只能拿薪水不能從行醫所得抽取私人利益
診所所在地的羅徹斯特是一個人口僅七萬的偏遠鄉鎮，但是「梅約」的醫療品質始終在美國排名前一、二名，其研究成果也甚為傑出，例如Kendall及Hench兩醫師就因發現腎上腺皮質激素Cortisone並闡明其結構及生理作用而榮獲1950年諾貝爾生理暨醫學獎。「梅約診所」的原創者及其家族早已不參與診所的經營，但理想永在，後繼有人，「梅約診所」甚至已發展成分佈在三個州的三家診所及四家大醫院，共有四萬多名醫師、科學家、護士及其他醫事人員在裡面工作。今天的梅約基金會是由三十位受託人組成的董事會經營，其中十六位是社會賢達，十四位是「梅約」的醫師及行政主管。
「梅約診所」的職員和醫師們從1919年起到現在都只能拿薪水，而不能從他們的行醫所得中得到任何私人利益 (All Mayo staff members, including doctors, are paid a salary and there is no profit-sharing.)，不因看較多病人、開較多刀，或醫院賺錢，而多領獎金。醫院認為醫師沒有要多賺錢、互相比較的壓力，才能盡心照顧病人。扣除維持醫院運轉所需費用後，所有行醫所得都投到教育、研究及病人的照顧上。和信醫院完全承襲梅約診所這樣的作風，黃達夫院長一直不願意讓各科別的醫護人員互相比較「誰為醫院賺的錢多」，醫師所得比起台灣其他大型醫院稍低的原因，主要也是這些大型醫院的醫師可以從自己所做的工作中獲取津貼，也就是看得越多、開刀越多，津貼就越多；而和信醫院的醫師正如梅約診所的醫師一樣，只拿死薪水，沒有從他們的行醫所得中得到任何私人利益。
和信醫院承襲美國醫學的優秀傳統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不必出國，就可以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跟很多優秀的醫師和教授學習。」台灣的醫師無論在臨床或學術上，如果有機會到國外進修或教學，在資歷都是比較漂亮的。和信醫院的住院醫師鍾奇峰醫師今年三十歲，他跟著黃達夫教授學習已經五年了，黃教授教學十分認真，很明顯希望與他的學生建立比較親密的師徒關係（mentor relationship），鍾醫師說的學習當然不只是帶領他的師長，廣義地說，和信醫院的整個風格，包括黃達夫教授的治院理念、醫院的療護工作、醫師的訓練、醫院的醫學研究等，基本上可以說十足的美式作風。因此在和信受訓等於到美國受訓一樣。
「治學嚴謹的醫學工作者，評量一個醫師的能力，不單只看他是哪一所學校畢業的；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哪些醫院接受過訓練。」和信醫院的名譽院長宋瑞樓教授說︰「美國以醫學著稱的大學，對於從本校畢業的學生只留下30%在校內醫院接受訓練，並有一定比例的名額留給美國出生，在國外長大的醫師；以及美國本土醫師和外國醫師。」他指出，這樣細心地安排，是希望多元文化及不同的醫療理念相互激盪，碰出智慧的火花來。
和信醫院是一個十分重視研究的醫院，在和信醫院當實習醫師及住院醫師，確實可以感受到濃厚的美式醫學教育風格。黃院長對於美國醫學教育及美國醫院的發展歷史知之甚詳，和信醫院一路走來，似乎都在擷取美國醫學教育史上的先行者最珍惜、最堅持的養分。或許正因為這是一所有歷史感、知道記取歷史教訓的醫院，因此它的步履穩健，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並且不輕易鬆手或妥協。
熟稔美國醫學教育史有助醫院成長
記取美國醫學教育史上的教訓，對於一個現代醫院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其珍貴之處可以使一名現代醫師，從歷史上去理解美國是怎樣逐步地變成一個全世界醫學最發達的國家；同時也可以從美國醫院的發展史上的跌宕吸取教訓。
1860年以前，在美國一個小學畢業的人，只要上完十六週課，通過學校非正式、簡單的口試，即可取得醫學學位（M.D.）；從醫學這麼落後的景象，經過150年的努力，發展到如今成為世界醫學的重鎮，而這150年正好是現代醫學走向實證之路的重要歷程。有智慧的醫院經營者，尤其不會錯過這段期間美國醫界及社會的互動、醫界的自省自律及自我成長等所發生的事例，因為它不但可以提供一家醫院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地自省；也可以提供一所醫學院或大學在發展中的思想啟迪；更可以為一個國家的醫療政策提供深層的思考。
法國及德國對美國早期醫學影響最大
美國的醫學教育並不是一開始就為人稱道的，至少在美國獨立後一百多年，它的醫學還是落後歐洲甚多，一直要等到了一九三○年代，美國醫學研究才足堪與歐洲分庭抗禮。一九三四年，費波 (George Whipple)、米諾特 ( George Minot )及摩非( William Murphy ) 等第一次為美國拿下醫學及生理學的諾貝爾獎，可以說是美國醫學教育的新標竿。二次大戰後到現在，美國醫學研究的發展已經到了世界各國很難追上的成就了。
美國早期的醫學先後受到法國及德國影響最大。
十九世紀前葉，法國才是全世界醫學最發達的國家，各國的醫生爭相留學巴黎，學習這裡的病理解剖學、身體診斷、臨床研究的統計方法等，特別是如何觀察病人、如何分析病情等臨床教學。不過，法國派的醫學比較少未觸及怎樣解釋疾病原因的病理研究。1820至1861年間，700多名美國有志成為醫生的人留學法國，後有67位回到美國擔任教授，他們將法國的臨床教學法（clinical teaching）引進美國，建立醫院成為醫學教育及研究的中心。1857年紐奧良醫學院 (New Orleans School of Medicine) 率先引用這種教學法，但是要等到1890年代，約翰霍布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才把臨床見習（clerkship）列為醫學教育中必備的一部分。
德國實驗室教學法對美國醫學教育產生啟發
1840年代以後法國臨床教學法漸趨式微， 德國實驗室研究法取而代之。德國科學家認為醫學的奧祕必須靠實驗法才能解開，並且認為生化學、生理學、實驗病理學、藥學、細菌學等醫學科學是了解疾病原因及治療疾病的基礎。往後三十年間德國科學家將實驗法用在醫學上，而有細菌理論、現代生理學解構、細胞病理理論、實驗病理學的誕生、細菌學研究等重大的發現，醫學主流從法國式觀察法，描素病人的病情，轉到德國式實驗室的科學研究，留學重鎮於是移師到德國。
自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間約美國有一萬五千人到德國或德語系國家如瑞典及奧地利學習。德國實驗室教學法對美國醫學教育有三方面啟示：
(1) 醫學現象由化學及物理定律所控制，所以發現醫學新知的關鍵不在於被動地觀察病人的現象，而是主動於實驗室利用物理、化學定律操控變數。
2) 部分留德者對基礎科學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回國後不想當醫師，而想要像德國教授一樣，成為專職的醫學科學研究者。後來他們分別在Johns Hopkins, Harvard, Michigan, Cornell 等名校任教，引進現代實驗室教學法，建立美國在醫學研究的聲望。
(3) 德國大學自由的學風彈性的組織、充足的實驗設備及自由交換意見的環境，成為醫學研究的堡壘，對於後來美國醫學院納入大學有深遠影響。
對於法、德二國醫學研究方法的分野，Walter Cannon 有一段清楚的說明：「自然界的奧祕可經由兩種方法獲得。一種是當自然現象發生時，我們仔細地觀察它的變化；另一種是人們操控自然，安排情境讓自然現象出現、消失或修正。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到生產小麥的地方，仔細觀察不同環境小麥生長的情形，我們也可以安排一個環境，檢視冷熱、光線、風、土壤的化學成分對小麥生長的影響。前者是觀察法，後者是實驗法。實驗法是現代科學最重要的特徵」（Ludmerer, 1996）。
法國的「醫院教學」建立了臨床醫學的科學基礎
此外，法、德兩國在培育醫師的方法上也有不同。法國「醫院」的教育及研究功能受到重視，臨床病徵及解剖病理學的相關性研究，建立了臨床醫學的科學基礎。德國則是「大學」的教育及研究功能受到重視，生理學、病理學、細菌學的進步使得臨床科學進一步科學化。
法國培育醫師的方式稱為「醫院型醫學教育」，係指醫療現場的醫院是培養醫師及醫學研究者的中心，醫院病人的問題反映到基礎醫學研究室，再將研究室的研究結果回饋到醫院，這種教育方式較能落實醫療的實踐能力。德國培育醫師的方式稱為「學院型醫學教育」，特別重視以生理學、病理學、生物學為基礎的系統性理論教學，這種教育對於基礎醫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 但醫療的實踐能力較為不足。
和信醫院等於一所醫學院或醫學研究所
和信醫院從許多角度上看，都和一所醫學院或醫學研究所無異。醫院始終鋪陳一股研究的風氣。在醫院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術研討論不斷地舉行；也可以看到通俗的醫學講座在午後開講。
美國醫學教育史上有所謂執業型醫師（practitioners）與學術型醫師（academic physicians）的衝突。如今我們在和信醫院看到了執業型醫師與學術型醫師合作無間的景象。
原來美國早期醫學專業中只有兩種人，一是學生，一是教師。但教師全由私人執業醫師充任，負責校內所有教學工作。隨著醫學知識快速增加，執業醫師以診療病人為主，一群介於學生與醫師之間的專任教授興起，負責生產新知識、傳遞新知識，並兼負起領導美國醫學教育改革的重任。執業醫師漸漸感受到這群醫學教授的威脅，對他們不是抱持懷疑態度，就是抱持敵對態度，於是醫學專業中迷漫著執業醫師與醫學教授間的仇恨與對立。
嗣後雙方互爭醫學教育主導權，使得原本對立的情況雪上加霜， 不過最後還是醫學教授獲勝。主要的原因是醫學院納入大學後，吸收了大學的價值，即醫學教授必須與大學其他領域的教授一樣，一方面投身於教學及高深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促進該學術領域的專業化，於是醫學學術化乃必然趨勢。
其次，醫學學術化最重要的支持者Flexner 指出，醫學院不可由醫師擔負全部或主要的教學，因為他們不是教師，應該由專任學術型教師擔任。但是醫學院教學需求量大，不可能將所有執業醫師都趕出醫學教學的範疇，醫學教授於是提出執業醫師如果想要繼續在醫學院任教，就必須順從專任醫學教授的領導，醫學教授因而掌握了醫學教育的主導權。後來雙方分工合作漸趨明確，醫學教授在教學及研究的責任漸漸加重，而執業醫師將醫學教授實驗醫學研究的成果應用在治療病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彼此互蒙其利。
中橡提供八千萬協助和信建立基礎醫學實驗室
和信醫院非常重視研究工作，院長黃達夫教授每週六早上一定親自到病檢科去和住院醫師、實習醫師一起研究病例。
和信醫院多年從醫院盈餘提撥以供教育、研究及訓練的經費，一直都比「財團法人」法律的規定要高出許多。醫院在癌症治療研究上的努力，尤其贏得社會的信賴。中國橡膠-SYNPAC公司在2002年就提供八千萬新台幣給和信醫院，協助在院內建立基礎醫學實驗室，並支持這個實驗室兩年的腫瘤基因研究。未來的實驗室研究的成果優先由贊助單位做商業性的推廣和使用，贊助單位也將以一定百分比的收益回饋給醫院，做為醫院的研究基金。這樣的雙贏合作計劃，為台灣企業贊助醫學研究樹立典範。
為促成國內的鼻咽癌及肝炎的研究居於國際領導地位，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特別聘請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病理教授高國彰來主持這個實驗室。高國彰教授指出，和信醫院的基礎醫學研究室首先要利用基因晶片和Subtractional hybridization進行對鼻咽癌和肝癌的研究，他希望這項研究計劃的成果能讓和信治癌團隊利用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來對鼻咽癌和肝癌病人做正確的診斷，並對病情的演化過程，做準確的預測。經由研究，未來也希望全國的臨床醫師能對每一個病人安排最有效的治療方法。讓我們發現有利用價值的癌症用藥標的，同時可用於早期偵測疾病復發。
台灣成為國際鼻咽癌及肝炎研究的重鎮指日可待
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表示，由於台灣是鼻咽癌和肝癌臨床病例最多的地區之一，對癌症的演化過程有第一手的資料和了解。而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無論在治癌的存活率與病人的照顧上都享有口碑；現在因為有高教授的加入並且有企業界的大力奧援，台灣成為國際鼻咽癌及肝炎研究的重鎮指日可待。
他指出，過去十二年來，和信醫院雖然已經發展成優質的癌症診療中心，包括美國杜克大學都十分推崇和信醫院的在癌症治療上的成就。但是醫院若要繼續成長，達到國際水準必須開始從事對癌症更為深入的研究。和信醫院過去有計劃的收集台灣癌症流行病學的資料；有系統的比較不同療法的成效；同時也建立了腫瘤資料庫和臍帶血庫。這些研究工作，對於即將要展開的「癌症基礎研究計劃」奠下重要的根基。
和信醫院的臨床研究室、臍帶血庫、腫瘤組織庫已經非常上軌道。在基礎醫學實驗室成立後，將逐步加強醫院研究工作的服務項目，比如說：Clinical trial的設計對醫院臨床研究發展非常重要，幫助臨床研究室生物統計組加強這方面的發展。也將幫忙臍帶血庫，建立起利用DNA sequencing做高解析度的組織抗原測定，利用Short Tandem Repeat Repeat來做stem cell engraftment的Assessment。將來期望能發展到基因治療和細胞治療的領域。在腫瘤組織庫，和信醫院計劃購置tissue array和microdissection的設備。這些種種的努力，都證明和信醫院不只在臨床的療護上要為台灣的醫院樹立楷模，也希望從病理研究上著力，帶動台灣醫院的研究精神。
從醫學與醫院出發，為台灣創造新的價值
和信醫院不但從美國的醫學教育史記取歷史教訓，也希望從醫學與醫院出發，為台灣創造新的價值。
「記得十年前，剛回國時，我所住的公寓對面，正好在蓋新大樓，有個週末在家，望出窗外看到工人在貼外牆磁磚，腳踩的只是一條木板搭在鷹架上，每貼完一段，他就把木板往旁邊移一格，身上沒有安全索，腳下也沒有安全網類的設施，我一心佩服這位工人具有如馬戲團特技人員般的平衡技術，但也看得心驚膽跳。」黃達夫院長說︰「第二天上班時，與醫院的同事談到我前一天目睹的事件時，大概因為國人對這種事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所以大家的反應好像認為我有些大驚小怪。就像這十年來，我一直無法接受國內兩、三分鐘的看診行為，但這是國人司空見慣的現象。不但醫界姑息它，病人還半夜到醫院排隊，目的就是看某位名醫，看一分鐘也心甘情願，健保局更照樣給付。更讓人失望的是，病人看得愈多、後遺症產生愈多的醫師，反而可以申請更多的給付，醫師的薪水就愈多，醫院的績效也愈好。」
非等到橋塌陷了才終於引起注意
黃達夫院長是一個用愛來灌溉台灣的人。他說︰「八掌溪事件，因為有四條活生生、可貴的性命在眾目睽睽之下，眼睜睜的被洪流奪走，才終於引起國人的震驚與憤怒。其實，長久以來國內職安、工安、空安、公安、醫藥安全等預防措施有多少人當真在做。如果用心去統計國人因忽於防範未然而每天失去的生命何止四條。只是他們不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所以就被遺忘了！」
八掌溪事件發生時，黃院長感觸良千。他說︰「這些年來國內經濟的成長，使國人的生活早已脫離為了溫飽掙扎的層次。但是在富裕的表象下，國人對生命價值的觀念卻還沒有從溫飽的層次往上提升。在國人的思維中，預防的觀念仍然嚴重缺乏，國人多半認為做了一萬分的防範投資，卻只為了預防萬分之一的失敗機率，等於是浪費。能省則省，萬一出了事情，反正只是相對少數人的歹命。八掌溪的故事很快的已經從媒體消失了，也許在電視上還會看到直昇機的救難動員迅速而認真的畫面，但是不知有多少人嚴肅的在思考「台灣人的價值」這個課題。」他對台灣寄予深厚的期待。
高屏大橋橋墩斷裂而塌陷時，也令人對台灣人的價值何在產生質疑。黃達夫院長說道︰「報載在一九九六年的世界河流會議及一九九八年的國際地下水補注研討會中，歐美專家在實地勘查高屏大橋嚴重裸露的橋墩後，就直呼危險，並斷言高屏大橋遲早會斷，當時有人質問，『台灣是不是沒有政府了？』更有人笑稱，『台灣政府及民眾真勇敢，這種橋還敢走？這橋早該封閉了！』但是這樣的警言嚇不倒我們，四年來，我們的日子照樣過，車子仍然每天往返於高屏大橋，直到它塌陷後才終於引起一些注意。
他指出，同樣的，當國外醫師看到國內醫院有上萬的門診人次，醫師一診上百人的門診量時，也都認為這是個不可思議的現象，但是，我們卻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成為醫療界改革的媒介不斷革新
黃達夫院長深切地期待新一代的醫師勇於改變，並積極投入和實踐。也希望能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初即迎頭趕上，使國人早日得到一等國民的醫療。
有一年，黃院長接受他的母校台灣大學醫學院的邀請，在畢業典禮上面對畢業生演講。黃院長在演說中殷切地期待學弟妹們成為醫療界改革的媒介（agents of change），不斷革新，並傳播進步的觀念。他並且對畢業生提出六項自我要求。這六項自我要求如今讀來，可以說都是從醫學史上得來的教訓與濃縮的精華︰
第一，要有無窮盡的求知慾和好奇心。
今天的醫學知識，其量與質大不同於二、三十年前，顯然不可能在六、七年的醫學教育中全部概括。而且這些知識日新月異，必須有求知的慾望才能在專業上維持一定的水準。在照顧病人時，必須徹底瞭解、掌握病況，才能將精深的醫學 知識適當應用在病人身上。
因此，一位好的醫學生或醫師也必須有強烈的好奇心，仔細傾聽病人敘述的病史，對每一個症狀追根究底。哈佛的名教授H. Blumgart曾說：「仔細聆聽病人時，他們會告訴你疾病的診斷。」臨床上，最重要的是從病史中獲得正確的診斷，再運用最新的醫藥科技治療，以得到最佳的效果。
第二、培養分辨是非、對錯、優劣的能力。
醫師生涯中經常要做重要的判斷和抉擇，例如照顧病人時，診斷要力求正確，治療的選擇和執行要盡可能完美。每一個診治的動作，對於負責任的醫師是重重的挑戰。國內的教育傳統，還沒有完全脫離對權威的服從。因此，年輕醫師特別要警惕自己，不但要以追求真理的態度印證教師或上司傳授的知識，更要做深入的探討。
在做醫療決策時，難免有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有人認為這只是想法不同、無所謂好壞，而各行其是；或以權位的高下為取捨的依據，不去明辨意見的優劣。久而久之，判斷是非、對錯、優劣的能力逐漸萎縮，決策能力非但不見提升，反而漸形遲鈍。然而，判斷、決策不適切時，病人就得不到完善的照顧。更重要的是，青不得出於藍時，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第三，培養對 「人」的興趣。
中國的文化注重與親屬及朋友之間的特殊關係，但不太關心陌生人，醫師多半也將病人視為陌生人，影響了醫病間的距離。觀察美國醫病之間的互動，醫師多半和病人有如朋友，相形之下，國內的醫病關係就顯得比較疏離。然而醫師的關心不但可以增加病人的信心，同時也是促進醫師為病人多加一把勁的原動力。這一份努力，往往就是提升醫療品質及成效的關鍵。
有些人天生外向、喜歡與人交談，比較容易與病人建立關係；但是如果醫師瞭解，與病人建立親密的關係是執行醫療的第一步；慢慢的，他就會發現，良好的醫病關係不但能營造融洽的人際關係，更能促進醫療成效，不知不覺中也就會養成習慣。另外，醫療任務的達成，也必須得到其他專業同仁的全力配合，人際關係愈和諧，工作就愈順暢、結果愈圓滿。
第四，今天要比昨天好，要時時求進步。
新光醫院牆上有一幅吳火獅先生寫的字「維持現狀，即是落伍」。不求進步的醫師無法給與病人最好的照顧，專業水準的持續提升，是做好醫師的必要條件。勇於改變，積極投入和實踐
第五，醫療工作中，服務、教學與研究是三合一的活動，醫師應該在服務病人的同時，進行對同仁與病人的教育，在發現未知之處時，設法尋求正確的答案，這就是研究工作。以病人為出發點或終點所做出的研究，多半對醫療工作有直接、實質的貢獻。
第六，做事要有清楚的目標及執行的方法，並建立一套評估的辦法。
時時客觀地評估、分析工作的成效，才能使自己缺點愈來愈少，成功機會愈來愈大。成功的累積可以加強自己的信心。照顧病人雖然無法完全避免失誤，但是做為一位醫師，要時時思考如何及時修正錯誤，不造成嚴重的傷害，並從失敗中記取教訓。這是醫師必經的人生歷練。醫師之優劣，在於好的醫師不重犯同樣的錯誤。
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他深切地期待新一代的醫師勇於改變，並積極投入和實踐。希望能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初即迎頭趕上，使國人早日得到一等國民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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