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快樂醫師的培育搖籃

 文 / 鄭春鴻

為什麼醫師總是快樂不起來？

著名的俄國醫師作家安東．契訶夫 ( Anton Chekhov )一次被問及他最想要在他的戲劇裡表達的意念是什麼時，曾經有這麼一段話︰

「我只想誠實地對大家說：『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的生命是多麼不健康又令人沮喪！』重要的是大家應該要明白，他們在自己所存在的年代中的所作所為，必然能為他們自己創造出另一個更好的生命。我不可能活到目睹這情形發生，但是我知道這一切必定迥然不同，與我們現在的生活大大不同。只要這個不同的生命一天不發生，我就會持續再三的對大家說：『請你們務必要了解你現在的生活是多麼不健康又令人沮喪啊！』」

"All I wanted was to say honestly to people: 'Have a look at yourselves and see how bad and dreary your lives ar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people should realize that, for when they do, they will most certainly create another and better life for themselves. I will not live to see it, but I know that it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quite unlike our present life. And so long as this different life does not exist, I shall go on saying to people again and again: 'Please, understand that your life is bad and dreary!'"

Anton Chekhov這一段話送給台灣的醫師，好像滿恰當的，因為很少有台灣的醫師自認生活品質好的，儘管他們的收入不錯。所謂生活品質不好，包括看診服勤的時間太長，陪家人的時間太短，屬於自己的時間幾乎沒有。總而言之，就是快樂不起來。其實，我國的生活健不健康，會不會令人沮喪，關鍵不在於我們做的是什麼事；而是我們如何去做這件事。那些無法從工作上得到快樂的人，通常是不知如何把事情做好的的人。能掌握做事的方法的人，一般是那些瞭解工作本質的人。

台灣有很多學業成績特優的人考進醫學院之後，才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當醫師；也有很多人當了多年醫師，才被病人發現實在不適合行醫。這種投錯行、走錯路的醫師，不但對病人不利，同時也使醫師本人終身無法從工作上得到樂趣。

希望和信醫院成為一個快樂醫師的培育搖籃

究竟具備怎樣的人格特質的人，才適合去讀醫學、做醫師，而真正地為病人服務呢？這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黃達夫非常關心的問題。黃達夫教授耳提面命地叮嚀後進醫師，醫業是一種關心人的志業，因此，除非對人感到興趣，願意幫助別人，懂得體貼別人，有這樣的人格特質的人才適合行醫。不是這樣性格的人，勉強進入醫界，將會自誤誤人，毀了別人的健康，也斷送自己的幸福。他同時非常希望和信醫院成為一個快樂醫師的培育搖籃。

「你們不辜負父母的期望，終於考上了醫學院，當了醫師，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你並不是真的喜歡醫學，不習慣關心別人，不能以照顧病人為樂，那麼你將變成一個不快樂的醫師。」黃達夫院長在他例行的教學時間對實習醫師與住院醫師說︰「你會結婚，你的生活離不開家人，你太太會因為你深夜值班而感到不耐；你的孩子可能會因為跟你疏遠而對你冷寞。你也會把不快樂帶給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孩子，尤其是你的病人。這時候你會發現，當初你滿足了父母的期待，現在你辜負了更多的人，你因此而犯下的錯誤，將完全沒有彌補的機會。」這段話聽得在場的醫學新兵毛骨悚然。

社會對醫師的要求越來越嚴苛

醫師所以不那麼感到快樂，也與現代社會對醫師的要求比起從前似乎越來越嚴苛有關。社會不只要求醫師會治病，而且還要是一個體貼病人心情的人。前者，我們確知需要的一個思考嚴謹、學識豐富的科學家；後者，我們同時要求這位科學家有體貼心、憐憫心、道德心，這就比較難以界定。

「我有時候會直率地告訴有些醫師，他來做醫師可惜了，因為他對『人』不感興趣，實在不適合行醫。以他的能力，去讀化學，去讀生物，都將成為很優秀的科學家，而他確選擇當醫師。我們的社會平白損失了一個好的科學家，卻多了一個平庸而不快樂的醫師。」宋瑞樓教授說。

的確，要求醫師在性格上必須可以體貼病人，並不能說只是社會單方面的期待；一個對人的要求或抱怨經常失去耐性的人，固然可以在選擇做醫師時掩飾自己的性格進入醫業，但是他的性格會讓他在往後的行醫生涯中受盡挫折，終其一生無法在他的工作上得到快樂。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不適合當醫師的人當了醫師，不一定會傷害更多的病人，但確實會製造許多不快樂的病人，同時他也將是成為一個不快樂的醫師，這註定是一個損人不利己的事。

醫學是一門非常豐富而充實卻很嚴肅的職業

不過，對於一個有人情味，善體人意的人，從事醫師工作不但可以樂在其中，也可以把快樂帶給憂傷的人。能做這樣的工作，真的如羅慧夫醫師所言，是一種「福氣」。

黃達夫院長說︰「醫學是一門嚴肅的職業(serious profession)。同時也是一門非常豐富而充實的職業(rich profession)。我的老師Wayne Rundle，直到他去世的前一週，仍然很盡職的在執業看診。我在杜克大學的內科主任Eugene Stead，他雖然已是九十高齡仍然一心一意為Duke大學的未來而努力。」

他說︰「醫學是一門非常豐富而充實( extremely rich )的職業，你可以當一位良醫 ( great physician ) ，可以當一位人道主義者 ( humanist )，可以當一位科學家( scientist )，更可以當一位公共政策的制定者 ( public policy maker ) 。當今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對醫學這個職業了解不夠，以致於所制定出來的政策只有部分正確，造成我們必須忍受現況。關於這點我們也難辭其咎，因為過去我們沒有足夠人數的醫師來參予公共政策的制定，所以今後我們要盡量參與這件事情。你可以當一位作家，像早期俄國的Anton Chekhov，美國有名的醫師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都是偉大的醫師身兼作家。我們應該以能身處這個豐富又充實的行業為榮，我們更應該要培養我們的醫學生，讓他們享受這個豐富而充實的職業，讓他們更超越我們，好讓社會環境日漸提昇，而不是日易墮落。」

光有學問並不足以成為一位好醫師

哈佛大學醫學院佛斯特博士在在被詢及該校醫學院需要的是具備什麼樣的特質的學生，以及他們是用什麼步驟與方法來評量這些特質的時候，他指出︰「光有學問並不足以成為一位好醫師。( Scholarship alone does not make a good physician.)，哈佛大學醫學院真正在乎的是申請入學的學生在人格特質上是否具有正直、成熟，以及憐憫之心；對於服務他人的承諾；領導的能力及和他人溝通與共事的能力。」

最近幾十年來醫學院開始提供醫學人文課程，以培養健全的醫師。對病患的愛心與關懷不是從正式教育及顯著課程學得的知識，而是在適當的環境滋養出來的個人特質，所以醫學院在遴選學生時，應該仔細挑選具有這些特質的學生，並確保在醫學教育的過程中，學生常常在臨床醫師週圍，以增強學生關心病患的態度。如果有同情心的教師及醫師被醫學院尊重， 並成為學生的角色模範，學生才比較有可能將這些價值內化，成為自己的價值觀。這就是為什麼GPEP 報告（AAMC, 1984）這麼強調醫學院應選擇具有正確價值及態度的學生，並建立師生間良好的師徒關係（mentor relationship）的原因。

誠實面對自己是最好的開始

早期當醫師不太需高深的專業知識，所以父傳子，子承父業的情形很多。但隨著醫學知識快速擴增，醫師也像其他新興的專業一樣，開始明瞭其社會地位奠基於專業知識及經驗，不能靠過去的方式傳給子嗣，所以數以千計能力不足的醫師子女，想要靠父蔭進入醫學院，已不可得。

顯然地，醫學系學生進入醫學院並非都是以當醫師為職志的，有人固然是想當醫師，也有人是因聯考僥倖得了高分，或者是家人的期許才進入醫學院的。但是醫學系學生一旦進入醫學院後，留在醫界的人多，離開醫界的人比較少，主要原因大概是醫學生已經投入七年受教育的時間，轉出醫界要面臨很大的社會壓力進入醫界不易，故對醫界有很強的認同感；做醫師雖然壓力很大，但收入及社會地位都很好，輕言放棄確實可惜，這樣勉強地留在醫界的人，確實不少。

醫學教育給醫學生心智上及體力上沉重的負荷。他們必需精通許多教材，日以繼夜的唸書，臨床時醫院隨時的召喚，教授無情的羞辱，這些要求嚴格又不被尊重的經驗，即使是最有實力的醫學生也感到精疲力盡，憤世嫉俗。現在的醫學課程雖然較有彈性，但仍太多及僵化，使得醫學生苦不堪言。其次，學醫的費用日益昂貴，醫學生畢業後負債累累，拖垮學生及其家庭。隨著醫師數量大增， 競爭越來越激烈，醫師的收入比以前低，要償還所借債務不太容易。獎學金的機會減少。

以美國為例，醫學院的學生半工半讀的機會越來越少，聯邦學生貸款也減少，不利於中下及中產階級習醫。高學費及高入學標準已使醫學教育成為有錢人才唸得起。再者，隨醫學知識擴增，四年醫學教育已不足以應付新局，醫學研究所教學已變為必要。一次大戰期間醫師從事一年半的實習，執業時約為二十八歲。現在醫師視所選的醫學專科而定，惟執業時多已是三十五歲左右。今日對一位二十一、二歲開始習醫者而言，走向執業的路是既漫長又辛苦。

關心、體恤的特質，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的，已經不需要去爭辯了，因為進入醫界的門檻很高，圈內人想跳出來棄之可惜；圈外人想要跳進去談何容易，因此，去期待醫界新兵懂得感受環境給他們的挑戰，享受因為付出而從病人身上體會到的幸福，便成為黃達夫教授最大的心願。

「誠實面對自己是最好的開始，你們應該學習在面對自己的時候，收斂自己的口才，讓自己笨拙到只知道說實話，不去講好聽的話。」黃達夫院長對當到和信醫院實習的醫師說︰「醫學是一種關心別人的志業，你們願意承認自己還沒有準備好要如何關心別人，表示你們願意從頭開始做起，這樣的潛力，比起假裝自己已經準備好要做醫師的人要大得多了。」他告訴醫學院七年級的學生，發自內心要關心別人、照顧別人對一個醫師是最重要不過的事了；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保證你會成為真正快樂的醫師，未來你提供的醫療服務才是真正好的服務。」

「黃院長教學時間」比什麼事都重要

黃達夫院長把他每周四及周六的「黃院長教學時間」看得比什麼事都重要，只要他在台灣，他的教學時間都是排在第一順位，不打折扣的。這是他與前來和信醫院接受訓練的實習醫師，以及本院的住院醫師之間非常親密的談話。

怎麼樣才算親密的談話呢？

比如他會很嚴肅地告訴大家，今天的主題是「你快樂嗎？」然後一個一個點名，問這些明日之星在醫院工作時，有哪些事特別讓他們最感到不開心(unpleasant)？

比如有一次他正在提醒大家怎樣讓自己更的思考嚴謹、表達更有說服力時，他會對一個年紀廿出頭，非常用心在講訴一個病人病情的實習醫師說︰「我告訴妳一件事，請妳不要生氣。妳可不可以在講話的時候，把話尾巴常溜出來的那句「．．．的話」改掉，這樣會讓妳的談吐更有說服力。」大概除了自己的父母或最親的朋友，恐怕不會有人對一個小女生挑這樣的毛病。

比如他會跟未婚的住院醫師說︰「你們必須跟男女朋友趕緊攤牌，很明確地表明你對醫師這個工作的尊重 (respect) ，如果對方不能跟你有同樣的看待，那麼就要早做打算，否則日後你會蠟燭兩頭燒，痛不欲生。」不過他也會安慰這些醫界的生力軍︰「你們可以告訴你的另一半，雖然你以100%的心力對待工作，但是你也會以100%的心力對待家人，時間的長短不是問題，你重視的是相處的品質。」儘管這樣的說法或許連醫師本人說起來都難免心虛，但是這可能是黃達夫院長可以讓步的唯一說法。

「值班是讓自己有更多學習的機會。」黃院長認為既然身為醫師，就必須告訴自己及家人，你這一生一世都將在值班，值班是醫師的宿命，因為醫師每天都要清楚病人的狀況，精神上這就等於天天值班。「雖然現在我已不看門診，但是我的床頭始終都有電話筒，職責所在，我常鈴不到一聲就接起電話。醫院的同仁都知道，只要有事，歡迎大家深夜來電。」黃院長說他在美國工作，一直到1985年還幾乎天天值班。

教導醫學新兵邏輯思考與價值判斷

「黃院長教學時間」最主要的是教導醫學新兵邏輯思考與價值判斷。黃達夫院長說︰「現今住院醫師的臨床教育比較缺乏的是：思考如何針對不同的病人，運用適當的知識和技術，並就運用的結果加以評估和分析。習慣於依樣畫葫蘆的結果，就失去追根究底的態度和反省檢討的動機。同時也因為醫療的判斷和執行過程上缺乏監督，住院醫師常常必須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醫療失誤的機率就比較高，病人的安全比較沒保障。」

「我常跟住院醫師說，同一類的病，或同一種的刀，如果有人指導你好好地瞭解病的原理、其解剖學及病態生理學，讓你深諳處理方法的原由，並用心地評估及分析其結果，那麼，數目並不用多，自然而然地就能修練出舉一反三反的能力。不知其所以然的重複動作，只能使你成為技術很好的醫匠，但不能使你成為一位好醫師。」

大家都認為醫學中心規模大、科別多、病人多、學習的機會多，所以會得到較完整的訓練。黃院長不以為然，他說︰「醫院大、醫師多、儀器多、病床多、就是較優良的學習環境嗎？多與大可以跟好畫上等號嗎？量就代表質嗎？一位住院醫師到一個很大的醫院，到很多科別去實習，可以得到不少資訊，學到不少技術，但是他能確定他所學到的都是正確的，有用的東西嗎？」

「我本來認為國人多看病，是醫師怠慢了為病人做衛生教育的職責，以至病人缺乏分辨疾病輕重緩急的能力，也沒有自我照顧的常識。我現在才發現更深層的問題是，未來的醫師本身就有很多錯誤的觀念，我們又怎麼期待民眾有正確的觀念呢？」黃達夫院長特別重視與年輕醫師的談話，主要是希望把健康的職業告訴他們︰「當我談到醫師看門診時，對從未看過的病人，不應該只看一眼就開處方，而應該取得完整的病史，做完整的身體檢查時，曾經有位學生竟然認為這麼做，是「貴族化」的醫療。她這樣的反應，雖然令我驚訝，但不能怪罪她會有這麼深的誤解。因為，她是這個畸形醫療環境下的產物，她以為兩、三分鐘的門診是正常的醫療形態。而國內的現況又是病人愈多的醫師愈有名，自然的，就會相信看病愈快的醫師，功力越高。所以，她認為花時間與病人溝通、做體檢是多餘的，是騙錢的噱頭。」這樣的價值觀一天沒自己改變，醫師就快樂不起來。

「Doctor」是從「to teach」一詞衍生出來的

「Doctor」是從「to teach」一詞衍生出來的，早自醫學之父Hippocrates 開始，教導年輕醫師就已經是資深醫師應扮演的角色之一。因此，醫學生在醫院臨床見習期間，除了教師負責指導外，其他資深者如住院醫師、主治醫師、臨床研究醫師也都參與指導。為了學習，資淺醫師必須與資深醫師討論病患病情，獲得診療指示，也學習資深醫師的態度與方法；為了教學，資深醫師必須協助資淺醫師解決病患問題病情，接受資淺醫師的詢問，不斷充實自己。這是一種有課程，但是不上課的教學方式。醫學生在一群資深醫師手下學習，一方面有許多角色典範可供效法； 另一方面，不同醫師對同一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因此醫學生可從與多位資深醫師的互動中，學習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法，而不只是尋求一帖萬靈丹。

培養具有科學探究精神的醫師

臨床教育始於17世紀，在此之前，歐洲並無有組織的臨床教育，學生到醫校學習，只要讀書，經過考試及格就可領到畢業證書。17世紀中葉，荷蘭的萊頓大學開始實行臨床教學，並取消宗教派別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國學生。到18世紀，臨床醫學教學興盛起來，萊頓大學在醫院中設立了教學病床，布林哈維成了當時世界有名的臨床醫學家。布林哈維充分利用病床教學，他在進行病理解剖之前，儘量給學生提供臨床的症候以及這些與病理變化關係的資料，這是以後臨床病理討論會的先驅。

美國醫學院倡導研究源自於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大學的傳統，但是當時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更橫掃醫學院，不可忽視。進步主義認為教師與學生都是學習者，只是成熟度與複雜度不同。所有的學習者都喜好探究，不管是學生發現別人早已發現的事務，或是教師發現別人尚未發現的新事務，探究的過程都相同。

好的研究者才是最好的教師

為人師者必須要有探究的精神，才能將這種精神傳遞給學生，所以Welch 曾說：「好的研究者才是最好的教師」。雖然有人不以為然，指出有些研究者不是好的教師，但是1900年代初期，研究已經站穩地位，成為醫學教育的靈魂。然而在過程中也曾遭遇困難，首當其衝的是教師要如何兼顧教學與研究，因為教師花時間在教學上必定減少作研究的時間，為了要讓教師有充分的時間作研究，小班教學頗受教師們歡迎。

科學研究在醫學院蔚然成風後，大家對於科學科目及實驗課列入醫學院課程，以及不論學生未來是從事科學學術研究或執業行醫，都需要經過科學化教育的訓練，培養其科學研究的精神等，頗有共識。Johns Hopkins 為最佳例證。該校是全美科學課程要求最嚴格的學校，儘管一九一○年代該校畢業生中有80% 成為醫師，但仍要求所有學生都要具備科學研究的態度與能力，因為該校培養的是具有科學探究精神的醫師（scientific physicians），而不只是科學家（scientists）或醫師（physicians）而已。

黃達夫院長說︰「在我個人三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觀察到凡事能夠追根究柢的人，多半能針對問題的癥結，尋求解決之道。他也會據理力爭，直到問題得到解決。」他指出，樂在工作的人並不是他日常所碰到的困難比別人少，而是他會設法去解決它。所以，成就感高，挫折感少。

黃院長說，很多不快樂的人並不一定是他所面對的困難比別人多，而是他缺乏追根究柢的精神，不用心去找到問題的癥結，也就無法去解決它。而不明究理地猜忌與抱怨更無法使他跳脫困境。問題不得解決，則挫折感高，成就感低，也就不容易在工作中找到樂趣。所以，追根究柢、據理力爭的精神，不但是很重要的醫療原則，其實也是一個最基本的做事方法。

不要迷信權威，不要崇拜偶像

「做一個醫師，要慢慢訓練自己有一定的紀律 (discipline)。黃達夫院長認為這種修為對個人而言，是一種無形的(intangible) 資產；它包括思路的嚴謹 (cleared mind )、動作 (manner) 的恰當、有計劃性 (direction, plan )、豐富的知識 (knowledge ) 、推理能力 (reasoning)及評估能力 (assessment , evaluation)。」黃達夫院長指出︰「一個優秀的醫師尤其要隨時保有一顆辨證的心靈 (critical minds) ，不要迷信權威，不要崇拜偶像，要讓自己保持清醒，並且有透視的能力。」黃院長這個說法也正是他的老師宋瑞樓教授一生治學的寫照。宋教授說，在他的眼中沒有所謂的好醫師，只有哪個醫師做了哪一件對的事。做對的事情越多，越是好醫師。宋教授小的時候，參加一項考試意外地沒有被錄取，原來是該項考試的作文題目是「我最敬佩的人」，而宋教授認為他沒有最敬佩的人，他敬佩的是某人所做的某一件事。因此他的作文分數被打低了。但是他不迷信權威的性格，也讓他治學能經常在不疑處有疑，而發人所未見。

堅持無私奉獻要經得起外來的誘惑

在黃達夫院長的心裡，一個醫師要必須具備四種特質︰第一是利他 (Altruistic)；第二是知識(Knowledge)；第三是技術 (Skillful)；第四是責任感 (Dutiful)。其中，又以利他的精神最需要自我要求，因為醫業不是營利事業，做一個醫師，在堅持無私、奉獻的願力時，必須要經得起外來的誘惑。

「現代醫師在執業的過程中，難免要遇到許多利誘，身為醫師當下就必須要懂得如何自處。這些利誘許多是來自藥商，為了贏得醫療單位的青睞，藥商會派出許多業務專員來遊說醫師，提供許多優越的「私人服務」來吸引醫師。」黃達夫院長說︰「和信醫院的前身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剛剛成立不久，就有藥商代表取來一份即將在巴黎舉行的醫學會議節目表，藥商希望能為我做全程的安排，當然是免費的。」藥商代表很親切地指出這一次的議程有黃院長的研究領域，很值得參加。為了讓黃院長覺得自在一些，藥商代表還說國內已有某學者、名醫若干也都允諾前往。

醫師要在道德上有相當「潔癖」

「從人性上來說，這樣的邀請有時非常難以拒絕。」黃院長承認對於這樣柔性的賄賂，必須在道德上有相當「潔癖」的醫師才會「跟自己過不去」。

的確，誰都可以「放自己一馬」，而已不必刻意地去懷疑藥商代表邀請的誠意。身為專科醫師確實有必要經常參加一流的國際醫學會議以增廣見聞；長年累月的看診，也應該偶爾帶著妻兒旅行散心；事有湊巧，藥商也正好非常貼心地把這樣的「服務」吸納在他們產品的成本之中。一切都這樣自然而令人愉快，幾乎找不到任何拒絕的理由。

醫師與一般努力工作的人一樣，有出國散心、經營親子關係的必要。問題的關鍵出在病人帳單的「細目」應該怎麼簿記？進言之，藥商對醫師所做的「私人服務」，其開銷可不可以算在病人的帳單上；另外，藥商提供的醫師「私人服務」，會不會影響醫師在選擇同類藥品時所做的判斷，以致於間接影響到病人使用較好或較合理的藥品的權益。

哈佛醫學院畢業生退回Lilly贈送的畢業禮物

黃院長說當年他剛在美國當醫師，見同事都拎著一個很體面的看診包，包內可以置入包括聽診器等一個醫師必須隨身攜帶的所有行頭。他想自己可需要有這麼一個提包，於是照著同事的指示，花了將近一整天的時間搭車才買它。

「這提包雖然管用，但是當時覺得這東西滿貴的。」黃院長憶及當年的感想。

他說︰「無獨有偶，有一年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畢業典禮時，早期以幾種抗生素在台灣雄據一方的世界知名的大藥廠禮來 (Lilly)公司就送給所有的醫學院畢業生這麼一整套看診提包，包括全皮的皮包及看診器械，除了提包上鑲印著小小的Lilly字樣之外，只有祝福，沒有其他的條件。」

「結果，每一位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都退回這項畢業禮物。」他說。

可見醫師們對於無端地接受饋贈，並不是那麼自在的，尤其在公開的情況下，總會令人感到難為情，這多少代表著醫學院的畢業生自認為他們應該在此處避嫌，不讓大眾覺得他們被收買，而在日後在攸關性命的時候，他們不會因為今天的受饋而眛然不給病人最好的照顧，從此也顯現出醫師這個行業對社會大眾有特殊的責任，確實有別於其他行業。比如，倘若比爾蓋茲送給哈佛大學的電腦資訊系畢業生每人一台簽名的筆記型電腦，我想他們會欣然接受的，因為這牽涉不了受賄的問題，甚至是一種榮譽。

不過，或者我們可以說Lilly公司的這項公關活動做得太粗糙了，堂堂哈佛大學畢業生怎麼會這樣就被區區一個看診包給「收買」了，未免太廉價了。誰都可以有這樣一個合理的懷疑，倘若該公司找到高明的公關人員，私下送給美一位哈佛準醫師一輛帥氣的 New Beetle，而且不在車身烙上Lilly字樣，那麼會有多少人抵擋得住這樣的誘惑呢？

「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 」

「『我要什麼在這裡？我想為我自己的人生做些什麼？我想為我的同事、為我服務的機構、為台灣、為未來的台灣做些什麼？我要為人類做些什麼？』讓這樣的問題一直響在耳際。台灣的孩子比較不習慣這麼直接、坦然地問自己，相對地，美國的小孩從小就被父母或同儕問及︰『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 』」黃達夫院長告訴正在和信醫院服務的實習醫師及住院醫師說︰「當然，很多的事不需要那麼嚴肅地挑戰自己，但是當你的職業是醫師，你每天的所做所為都關係著別人的生命安危時，如果你不隨時問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你會一直做對不起別人的事，也一直做對不起自己的事。即使我已經做醫師做了三十幾年了，但是這樣的問題還是沒有一天離開我的耳邊。」當一個醫師想清楚這個問題，至少對這個問題找出了思路之後，這才是做一個快樂醫師的第一課。

幫助別人，自然就會得到我所要的

黃達夫院長非常熱切地希望把自己的經驗跟醫學新兵分享。他也經常把自己閱讀經驗所得到的喜悅感染給同事。在他心裡最根本的想法應該是「懂得付出的人，才會真正得到快樂」。

他在敘述心目中的醫師典範時這麼說道︰

「我去拜訪他的那一天，他還穿著開刀房內的服裝在教學員們如何放置攝護腺針管，但他也很客氣地抽空與我談了一個鐘頭左右。」

黃院長拜訪的這位醫師是西雅圖「攝護腺癌研究學院」的主持人，他是以近接放射線治療攝護腺癌的創始者之一︰

「因為近接放射線治療才發展不久，他現在的病人來自美國各州及國外，講習班的醫師學員也來自各地，因而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他不想擴大自己的版圖，占有更大的市場，反而投入這麼多的時間在教一批批將來會和他競爭、分去他病人的同業？他馬上回說，他很早就學到一個做事的態度，『假如我幫助別人獲得他們所要的，自然的，我就會得到我所要的。』他告訴我，這個信念其實是來自別人的，但因為覺得很有道理，就以此為處世原則，果然收穫良多。他又說，他以有足夠的收入維持一個幸福的家庭為滿足，對物質享受並不多求。」

『假如我幫助別人獲得他們所要的，自然的，我就會得到我所要的。』不只是對醫師而言，對所有的人來說，這應該都是快樂之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