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死法有很多種，有人祈求無常一到，就得以痛快離去；有人戀眷人間，只要一息尚存，絕不輕易罷手。做為一個一生都在為癌症病人服務的醫學家，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副院長莊伯祥教授說︰「如果中共有一天真的用飛彈打台灣，我希望用一人之力把飛彈擁抱起來，然後死去。」他講話很慢，邊想邊講，說這是他認為最好的死法。
「我知道這麼說不合邏輯，但是這確實是我能想到最好的死法。」我完全看不到莊教授講這段話，有任何矯情之處，而且我相信即使跟他政治立場不同的人聽到他這樣的獨白，可能一點都不會覺得不愉快，反而會回頭想，或許人生可以這麼沒有掩飾地去相信一個信念，也是一種幸福；同時會去檢視跟自己相同立場的人，有幾個人可以這麼自然地表達自己。
服務病人可是不分黨派，沒有門第之分
莊教授在他辦公室門上，插著支持阿扁政府的旗幟，多少讓人疑慮他對其他政治立場的人會不會缺乏寬容。但是聽他說話，只覺得他是一個率真而有些靦腆的科學家，他只是不掩飾自己的政治主張罷了。這樣的表達風格，在知識份子普遍閃爍自己的政治立場與習慣偏好的台灣社會裡，倒是令人感到很可敬。
「我本來也考慮把門口的旗幟取下。」他很天真地笑道︰「但是掛久了好像也沒有人特別反對，何況我的病人也不可能到辦公室來找我，所以掛都掛了，習慣也就成自然了。雖然在政治上我有自己的定見，但是這跟做為一個醫師是不衝突的，我服務病人可是不分黨派，沒有門第之分的。我的眼光裡沒有什麼VIP，我要求自己為每個病人提供的都是世界一流的醫療服務，無論診斷或是治療。」
他對民主政治有高度的期待，並且從來不迴避對美國的支持，他說他一生最重要的成長，以及他在學術上重要的成就都是美國給他的。偶爾有人會批評他的雙重國籍，他卻一點都不感到困擾。他是一個科學家，美國給他成長的機會，他願意向美國繳稅；台灣讓他後半輩子活得更有意義，因此他也向台灣政府繳稅，他的思考就這麼簡單。
讓和信醫院成為世界一流的醫院
「我的第一個廿五歲被教育成做一個中國人；第二個廿五歲因為追求知識到了國外，或許因為生存就做了美國人；第三個廿五歲，我希望做一個台灣人，為這塊我生長的土地做些事。」他說，華盛頓、富蘭克林原來都是英國人，後來英國人並沒有因為他們變成美國人而罵他們，反而以他們為榮；「我也希望因為自己的努力，讓和信醫院成為世界一流的醫院，為台灣爭光。」他說。
「我的專長是介入性醫學，我是在這個領域裡起步最早的人之一。」他完全了解世界各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學者及臨床醫師可以做到什麼極限，因為包括日本等很多國家，在這方面的技術都是從莊教授身上學去的。莊教授在美國著名的德州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服務多年，他在肝癌的診斷與治療上，可以說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他說他的工作要做得很細，需要很貴的儀器，很專門的人手。
要不是黃達夫院長，我是不可能回來
「以台灣目前的健保制度與醫療環境，要不是黃達夫院長，我是不可能回來的。因為台灣的任何一家醫院都不可能做這種賠錢生意。」他說︰「黃院長要的永遠是最好的，所以只有在黃院長願意承擔一切，我才能把最好的技術帶來和信醫院，帶進台灣。台灣的民眾才得以享受到世界最好的醫療。」和信醫院其他的醫師也都印證了莊教授這樣的說法，身心科王金龍醫師在美國行醫廿餘年，是一個臨床及學術均具成就的醫師，要不是黃達夫院長力邀，也不可能回國專門為癌症病人服務。
莊伯祥教授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因為不適應台大家長式、威權式的教育方式以及當時台灣令人窒息與充滿恐怖的政治氛圍，沒有在台大接受訓練，就等不及地到美國繼續研究。從他語帶保留地敘述他的大學生活以及實習見聞，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一個渴望在思想上獲得解脫的青年，如何地厭惡學院威權的霸氣。
將一生所學與同根長大的台灣人一起分享
「我和黃達夫院長完全不同，他是一個人生目標十分明確，很早就知道要服務很多人，做起事來義無反顧的人；而我跟他不同，我是台南的鄉下小孩，一路顛簸走來；而我本來一直是被命運拖著走的人，從來沒有雄心大志，想做些什麼；但是當我答應黃達夫院長的邀請回國時，我的目標卻非常地很明確，我希望將一生所學的全世界最好的技術與經驗帶回來給與我同根長大的台灣人一起分享。」他說，他回國的時候，台灣正好有機會成為他心目中的民主國家，更使他有很高得憧憬回來做一個台灣人。
他認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在未來的五年、十年可以成為亞洲最好的癌症醫院，甚至成為與美國三大癌症中心相互輝映的治癌中心。「如果照目前的情況發展，前者已經不只是期待，而是必然可以達成的目標；後者，只要黃達夫院長一直在和信醫院，也一定會如願，到時候，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將成為台灣的光榮。」他說。
和信醫院不能倒因為它是台灣醫界的良心
「我認為和信醫院不能倒，也不該倒，因為它是台灣醫界的良心，它努力的不只是在治癌技術上創造高峰，更重要的是它以照顧病人為最高指導原則的風範，將在功利化的台灣醫界樹立典範。它不應該變成台灣醫療史的標本，它應該成為台灣醫界覺醒的起點與模範。」莊伯祥教授很堅定地說︰「而和信醫院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和信醫院，可以說大部分歸功於宋瑞樓教授及黃達夫院長的精神號召及理念的堅持。從實際的經營上看，黃達夫院長扮演更重要更關鍵角色。」
對黃達夫院長的的關心，顯然有勝於同窗之誼和同事之愛的更高期待。「我一定要把黃院長的身體顧好，要帶他去爬山、要控制他的體重，要讓他有適當的休閒，讓他能活得很久，而且活得像宋瑞樓教授那麼健康、快樂。」莊伯祥教授說的每一個字都非常用心，他說話認真的神情，令人覺得如果人在一生當中，有一個朋友可以這樣衷心地期待你長壽，那將是個多麼令人嫉妒的祝福啊！
和信醫院屹立台灣基本上等於向醫界宣戰
莊教授同意和信醫院在台灣屹立十二年這個事實，以及黃達夫院長陸續寫了《用心聆聽》和《用心在對的地方》兩本書，基本上等於向台灣的醫界宣戰。
過河的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這不只是一場醫療倫理意識型態的戰爭，也是醫療行為身體力行的戰爭，這個仗非打不可了，要打贏戰爭，不是擊潰與和信精神相左的其他醫院，而是必須有很多受惠於和信醫院或肯定和信醫院精神的病人及家屬做強而有力的後盾，堅持台灣民眾有享用優質醫療的權利，教育民眾應該唾棄那些以營利做為最高指導原則的醫院，無論它的醫院有多大，它的財力有多雄厚。可以預見地，這場戰爭的戰線會拖得很長，而且是以寡擊眾的苦役。
在和信工作代表醫界的榮譽
莊伯祥教授所以要好好盯著黃院長養好身體，主要是擔心如果黃院長太累了，退休了，和信醫院就再找不到一個人是辜公亮基金會可以完全信任與託付的了，到時候和信醫院很有可能會被世俗化、被財務導向化、被商品化，倘若如此，那麼大家的努力就泡沫化了，和信醫院真的變成歷史標本，那不但是個人傷心的事，也將是台灣醫療史的傷心處。但是只要黃院長在醫院一天，和信醫院就可以更踏穩腳步，支持的病人與民眾越來越多，財務慢慢穩定，就比較有理由保住和信醫院的基本精神，成為和信集團當中最被稱頌、最被社會尊敬的志業。
「我尤其希望和信醫院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成為台灣及世界醫師最想來服務的醫院，不是因為它可以提供最高的薪水，而是因為這一份工作代表了身為醫師的榮譽。」這樣的期待比起將和信醫院變成世界一流醫院更加困難，也更為複雜。
不要成為資本家操弄下的醫匠
莊伯祥教授說︰「因為以目前的醫界環境，無論在台灣或美國，和信醫院都是少數可以培養成一個人成為有尊嚴的醫師的醫院。但是要說服醫師應該把握機會讓自己成為一個有尊嚴的人，而不要成為資本家操弄下的醫匠，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完全無法茍同醫師變成醫院請來的一部機器人，一天要看兩三百個病人，把病人當成搖錢樹，並且能搖出越多錢的，越受到鼓勵，越是『好』醫師。
他們認為這種大型量販式的醫院在台灣普遍就醫困難的年代，有其階段性的成就，甚至認為這樣的大型醫院滿足了大多數人就醫的方便性，也為未來的全民健保塑造了環境。這樣的說法莊教授完全無法認同。他說，這是為台灣所謂管理式的醫院美化與脫罪，因為民眾就醫需求的增加，不一定要走過這種功利導向醫院這一個階段，才能走向以優質醫療為號召的和信醫院。
「這是不同的問題，也是一種弔詭的說法。」莊教授認為，如果黃達夫院長早十幾廿年回國他所堅持的和信醫院精神，就可以成為台灣健保的標準本，那將是台灣人極大的福氣。
啃蝕滲漏出來的骨髓，並且吃得津津有味
這是一場必打的硬仗，要聖化醫界，打倒功利化日益嚴重的醫療市場，必然有很多令人的扼腕的阻力，這些阻力來自醫界本身必定如排山倒海般地湧來。這樣的「反功利化」，督促台灣的大型醫學中心要回歸它「非營利」的本色，成為社會的公器，而不應該跟小診所「搶生意」推出什麼「黃昏門診」、「夜間門診」，既要鯨吞也要蠶食健保大餅。這樣的聲音不大多，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一向不迴避這些問題，經常在公開場合及個人的專欄為文直指這些醫界的弊端，他的廓大無私及道德勇氣固然贏得社會及醫界的敬重，但是受到的反彈也與日俱增。
台灣現行的全民健保制度，一開始就朝「討好選民」的邏輯上設計，必然會產生弊端，有識之士不思圖如何矯正它營構的方向，聰明的醫界反而利用它的「惡」，去啃蝕滲漏出來的骨髓，並且吃得津津有味。
醫界在遮遮掩掩之下，仍自以為有理
台灣人在怎樣的環境，都懂得為自己創造最高的利益，不久之後，由大型醫學中心帶頭，就發展出一套把醫師、病人、疾病及向健保局申報請款都列入嚴密管理的賺錢機制。醫師在這個「搶錢行動」中，從不知不覺地被納入「共犯團體」，慢慢地因為食髓知味，反過頭來為這種機制辯護。
試舉一個對「創造利潤」進行辯護而比較典型的「狡辯」，便可知道醫界在遮遮掩掩之下，仍自以為有理。
有一年，林口長庚醫院放射診斷科違規，健保局擬停止該科三個月的特約，長庚醫院的營運及營收因此成為話題。陽明大學內科教授郭正典寫了一篇《台灣的梅約診所在那裡？》的文章，直指長庚醫院是台灣以醫療績效敘薪制度的創始者，可能也是醫療行為功利化的促進者。長庚醫院的經營方式讓他想到美國著名的「梅約診所」。文中說︰「我國財團法人醫院的經營者則似乎是把醫院當成生產事業單位在經營，追求績效好像是主要的考量，病人的福祉及教學研究可能還在其次。由於醫院經營很有績效，長庚管理中心主任還獲聘為國策顧問，受到國家元首的肯定，難怪全國不論大小及公私立醫院都要向長庚看齊，凡事績效化了。台灣的「梅約診所」在那裡？我不知道，我們的醫院經營及健保體制已經過於績效化、功利化了！一個一切向錢看齊的社會，怎能產生「梅約診所」這種利他無我的醫療機構呢？」
一篇狡辯而誤導思考的回應文字
這篇文章勇敢而懇切，期待台灣出現「梅約診所」也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是，文章出現不久，便有一家大型醫院院長寫一篇回響的文章。
這篇文章指出︰「梅約診所是在什麼時空條件下發展，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名氣？台灣的環境是不是具有相同的條件呢？郭教授數度以長庚和慈濟的例子對照梅約診所，不免有凸顯「拿固定薪的醫師不會從行醫中獲取個人利益；...績效敘薪制度是醫療功利化的促進者」的印象。但是用醫院實施醫師績效制度，片段的概推醫療功利化、未將病患利益優先考量，會不會失之簡化呢？否則為什麼過去民眾常對領固定薪的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多所詬病？歐洲及加拿大的醫師基本上領固定薪，但為何甚少像梅約診所一樣具有理想和高品質醫療成果的醫院呢？」意指，你說「醫師績效制度」不好，會造成「醫療功利化」，但是我反問你，在「醫療功利化」之前，你受得了公立醫院的服務嗎？先進國家讓醫師變成公醫，他們的醫療服務不也走下坡了嗎？
這樣的論點如果是出自一般醫師之口，還不可怕，因為影響不大。我特別舉出這樣的論點，因為它是發自一個大醫院院長，他可以在報紙上發表這樣的言論，要不是他自己的觀念已經扭曲到十分嚴重，就是他想要在邏輯設下陷阱，來誤導民眾。照他的邏輯，難道改變「多所詬病、領固定薪的公立醫院醫療服務」的途徑只有「實施醫師績效制度」及「醫療功利化」，而沒有其他方法嗎？
應該抗議的對象是追求利潤的財團法人醫院
其實「管理式醫療」就算比較缺乏人性化，但是還不至於錯得太離譜。如果人類追求效率迷信到連自己的最後一程都要高效率，那也是這一代人的宿命。錯得離譜的是無止盡的利潤的追求。
在醫療保險還沒那麼廣泛被使用的年代，當時的醫師，像William Carlos Williams 每天窮於應付那些手頭拮据的病人。這些病人唯一能做的只是小額的慢慢攤還醫藥費。Williams對於病人需要做特別的診斷檢查及住院治療都很謹慎，因為他的病人付不起這個錢，除非必要，否則他是不會讓病人浪費這些開銷的。
從這一角度看，最近台灣的三萬人健保漲價大遊行，抗議的對象搞錯了，或者說至少要把幾家郭教授所說的「把財團法人醫院的經營當成生產事業單位在經營，以追求績效為主要的考量」的醫院列入抗議的對象。因為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讓病人做許多不必要的檢查；讓病人吃不必要的藥；安排病人不必要的住院。這些原本大家的保命錢，都被這些大醫院吸金機器給搶去了，民眾反而在真正得了大病時不能受到好的照顧。
大家一起製造出來的罪惡，還好意思走上街頭抗議
郭教授說︰「1999年梅約診所來自照顧病人的收入是二十七億五千萬美元，淨利是七千萬美元，獲利率是2.6%，同時有五萬多人共捐款一億美元給它。我國長庚醫院則四個院區的年營業額是二百八十億元台幣，每年淨利是五十億元台幣，獲利率高達18%，大概沒有人會想要捐款給長庚或其他財團法人醫院。」
究竟醫院，或直接說明是「非營利的財團法人醫院」以及「公立醫院」照顧病人的獲利率應該在多少百分比，才算是合理的利潤，要不是郭教授找出梅約診所與長庚醫院的獲利率比，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經營醫院會是那麼「好賺」的生意。因為商場上恐怕也不太容易找到純利高達五分之一的生意做。更不用說這些醫界還是不必上稅的非營利事業。
醫界這種不道德的吸金行為，除了是運用他們的醫學專業進行不道德的事之外，也建築在病人對疾病的無知以及對醫療服務的貪婪。
病人不清楚他的病是否應該做哪些檢查？應該吃哪些藥？醫院及他所控管的「機器人」醫師，為了賺錢，在全民健保的遊戲規則下，昧著良心應把病人當搖錢樹，硬塞不必要的藥物給病人，因為他可以據此向健保局這個大買家Big Brother申請金錢，一點都不在乎這些錢是大家健康保命的共同基金。
病人在不知情下被設計了，雖然他隱約知道這些檢查和藥物可能是不必要的，可是在貪婪心的驅使下，他會很樂意幫醫院和醫師去賺錢，讓他們的醫院機器「物盡其用」，即使領回的藥物一顆也沒吃進肚子，也覺得這是醫師施惠於自己，甚至還拿這些藥當做饋贈親友的禮物。如此，我們的健保於是才會在滿意度百分之八十五的情況下瀕臨破產，大家一起製造出來的罪惡，還好意思走上街頭抗議。
醫師快樂的泉源只有贏得病人的敬重
和信醫院放射診斷科主任詹光裕說︰「台灣快樂的醫師不多，主要是太多人投錯行。很多人讀醫學院是奉父母之命而讀的，並非自己得意願。醫學院七年的教育之中，應該還有許多機會讓學生思考醫學的本質、醫業的遠景，但是他們都錯過了，都忽略了。」結果，這些對於醫業的使命為何？醫師的社會角色為何？向來無緣搞清楚的年輕醫師，一旦進入這種一以創造利潤為目標的醫院時，那就真的成為資本家的賺錢工具，完全失去進入醫業的意義，也放棄追求快樂人生的權利，因為他這一輩子註定感受不到病人對他的感激所帶來的溫暖。
詹光裕主任說︰「灰色地帶經常才是問題的所在。」他每天要看很多病人的片子，他說人生面對的問題，就像眼前的片子一樣，黑中有不同的黑、白中有不同的白，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灰色的變化。」他似乎暗示著人們快樂與否無時無刻不在流轉，有時甚至只在一念之間。而他認為具體而言，醫師快樂的泉源只有一個，就是贏得病人及社會的敬重。
台灣的醫師應該為自己重新塑造形象了
和信醫院的存在，代表台灣醫界的良心。「要到和信醫院工作之前，我去請教一位我很敬重的學長，當時他是馬偕醫院的麻醉科主任。他鼓勵我選擇和信醫院，他說，和信醫院不可以消失，它是台灣醫院的標竿。」和信醫院身心科徐聖暉醫師說。到和信醫院工作，普遍有一種光榮感，尤其是和信醫院的醫師，給人的感覺是他們跟一般醫院的醫師不同，他們別有懷抱。
台灣社會對醫師存在許多負面的刻板印象，這些負面的評價有些是因為誤解；但是大部分還是因為醫師自己缺乏反省力所致。
「台灣的醫師應該為自己重新塑造形象了。十二年前，當黃達夫院長告訴我們，未來的和信醫院有哪些願景時，我立刻感受到，這就是我要的醫院。」詹光裕主任說︰「我們希望和信醫院堅持的理想，有一天也可以成為全台灣醫師的共同價值，更希望它成為普世的價值，讓醫師有機會透過使命的履行，有更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詹光裕在和信醫院創辦的前一年就參與了籌備工作了，他認為在台灣醫師「自救」形象的行動，已經刻不容緩了。
早年醫學和騙術只有一線之隔
醫師擁有比較受人尊崇的社會地位是輓近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事。歷史告訴我們，在過去的年代，一般人對醫師這一種人的看法頗為分歧。有人認為醫師隨時伸出援手，令人欽佩；也有人認為醫學和騙術只有一線之隔。
希臘在荷馬時期，醫師就跟鞋匠和陶工沒什麼兩樣，都是靠個小招牌就可以開張的生意人。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形容與他同一時期的希臘醫師的劣跡曾這麼說︰「執醫除了引來惡名，沒有其他懲罰。而對習以為常的人來說，惡名已對他們無所傷害了。」
西元100年的羅馬共合國初期，情況更糟。此時，如果有誰想做醫師，他只要自稱是醫師，那麼他就是醫師了。一直到西元200年，羅馬完全沒有醫師登記法，沒有資格審查，100年間可以說庸醫滿街跑的地步。著名的醫師葛倫 (Clarissimus Galenus 130-200) 在西元162年抵達羅馬，他看到的羅馬醫界是「分崩離析的醫師，集中在城中行醫，品類複雜、良莠不齊，有江湖郎中和毒品製造者，也有卓越的宮廷醫師，各種派流不時大動干戈。
貼身醫師主要只為富人服務
即使到了藝術家引領醫學進步的文藝復興時期，這時的醫師有些在城裡掛起市招；有些攀附有權勢的貴族，做他們的貼身醫師 (Body Physician)，主要只為富人服務。
中國的醫師一直到唐朝，韓愈還是將「巫、醫、樂師、百工之家」並稱，可見醫師在社會上只被視為身懷雕虫小技的人，醫術始終被稱為「方術」。連漢朝名醫華佗都只承認自己是讀書人而「恥以醫見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半世紀，由於輸血、麻醉學、病毒學、免疫學、細胞學、核子醫學、化學療法等精密醫學技術的發明，使醫師的專業性大大的提昇，但是也相對地使大多數的醫師沉浸在高科技的思維，把病人物化了，把醫學物化了，新的時代造就了很多會「看病」的醫師，只是他們卻逐漸失去照顧病人，甚或關心人的能力。
黃院長期待你永遠追求完美
和信醫院的文化特別對如何營造互信的醫病關係在多方面努力。醫護人員被教導如何去珍惜每一次為病人服務的機會。
「和信醫院隨時提醒每一位工作人員，照顧病人是第一要務；它同時是一個容許你可以為了做對一件事情，跟意見相左的人辯論的工作環境。」詹主任說︰「黃院長期待你永遠追求完美，他的誠意讓你毫無條件的相信挑戰他的看法，他一點都不以為忤。」他跟黃院長一樣，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去影響新進的醫護人員，希望和信的理想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向「聖人級」的羅慧夫醫師質問
引燃戰火的也許是黃達夫院長，但是參加戰事的黃院長可沒落單。大概是受到黃院長的影響，和信的醫師對於偏離正義原則的事，似乎也滿嫉惡如仇的。有一次，和信醫院每月一次的院會邀請了在台醫療傳道四十年，曾經榮獲醫療貢獻獎的羅慧夫醫師前來演講。以一個外國醫師，羅醫師講了一口道地的台灣話，他成立全台第一個「生命線」自殺防治中心，第一個加護病房、灼燙傷病房等，對台灣的醫療貢獻確實令人動容。
面對這樣「聖人級」的人，或許大多數人都不忍心對他瑕不掩玉的若干事情多做苛求，但是和信的醫師卻不願放過任何可以挑戰的觀點。在羅醫師結束演講之後，和信的醫師問他為什麼在某醫院院長任內，忍令一個醫師一天可以為上百位病人看病，而不思圖改善。羅醫師只好承認自己也不贊成，但是無力回天。
這不是小事，而是整個醫院經營的基本策略與精神，羅醫師如果真的認為這樣的看病方式是荒謬的，他大可以向他服務的醫院的董事會提出抗議，至少必須「公開表明」他對醫院某些制度的不認同，同時說明他還願意待在醫院的「理由」，否則他也可以選擇離開，但是他並沒有。他還是在那一家醫院待了二十三年。以羅醫師高貴的情操，面對這樣在職業道德及勇氣上的問題，不可能沒有掙扎。可是我們在寫他的回憶錄上，完全沒有看到這一段。這麼嚴重而關鍵的問題被遺忘了，這是回憶錄作者的失察嗎？還是羅醫師故意迴避？
一講再講，講到讓你忘不了，這就是老師
「黃院長不怕得罪人，和信醫師好像多少受到感染。這就是教育的力量」詹主任說，教育就是苦口婆心，今天講明天講，一講再講，講到讓你忘不了，這就是老師。他同時指出，國外的醫學院招收新生時，有入學委員會評鑑學生的動機與性向是否適合從事醫師這一行業；國內的醫學院一直缺乏這樣的機制，因此，很多醫學生讀到畢業，甚至結束訓練後才猛然發現，自己不適合當醫師。
「以後我老了，也要靠他們來幫我看病。」詹主任笑道︰「所以再怎麼說，我都會耐住性子傾囊相授，同時毫不保留地與他們分享感覺。」
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表現在醫院建築語言
和信醫院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patient-focused care）思想，除了在醫院管理上明顯可見之外，也可以很自然地從醫院建築語言上略窺。
和信醫院的公領域都非常寬敞舒適，不過如果你有機會到和信醫院的行政部門或是醫師辦公室，你會發現跟你進醫院所看到的景象不太相襯，這些工作人員辦公的地方，屬於個人的空間大約都很小，很多人的「領地」是建築物內部的「畸零地」改裝的。各單位的主任座位跟他的部屬差別不大，即使是醫院的精神領袖宋瑞樓教授及黃達夫院長的辦公室也略嫌寒酸，桌椅沙發也都不豪華精裝，至少比放在電梯旁給大家用的座椅要稍微遜色。
和信在1998年籌建關渡現址的時候，幾乎全體的醫護人員都參與了建築物設計的意見。每個單位對於未來的工作環境都事先提出意見，同時在施工前都簽字同意。因此，和信醫院的醫護人員及職工，基本上是在自己比較滿意的環境裡工作的。
醫院的建築設計首要條件是不能給病人帶來危害
醫院建築的重要性，19世紀中葉就已經受到重視了，著名的南丁格爾可以說是最早有系統地規劃醫院建築的先覺者。她曾特別指出醫院的建築設計首要條件是不能給病人帶來危害，這應該就是保障病人不受院內感染最早的呼聲；她強調醫院的建築不在於它的豪華而首先應考慮病人的舒適、安排、福利和衛生。她根據調查的資料對醫院的環境衛生管理，病房的建設，陳設、床位的數量，清潔設備和便於工作和管理佈局等，均提出了較詳盡的論據。1859年，南丁格爾完成一本《醫院摘要》，對醫院建築與醫院管理，提出革命性理論。她強調良好的建設、衛生與管理可使病人獲得更好的護理。她提出新的病房管理意見，改變了護理觀念，也為早期的醫院建築樹立良好的準繩。
把最大的空間、最好的環境，最漂亮的視野留給病人
「興建醫院之初，黃院長及夫人就決定把最大的空間、最好的環境，最漂亮的視野留給病人。」詹光裕主任說︰「病人是醫院的主體，當然應該住得最好，醫院的職工都是為他們服務的，只要工作環境不特別覺得不愉快就好了。」他說，有的醫院建好經營一段時間就歇業了，竟可以幾乎不必大費周章，同樣的建築物搖身一變成為大飯店，真是不可思議。他指出，和信醫院的設計完全是最新的醫院機能設計，因此，他說︰「可以確定的是別想把它變成大飯店。」
和信醫院是鐵了心想做台灣醫院的模範生，從內部到外觀都開放讓台灣人檢驗與學習。做為台灣優質醫療的領航員，和信醫院的醫護人員的思想體系和價值體系確實與其他醫院的同業相去甚遠。正如同今日我們閱讀一些古代病人的「病歷表」，讓我們感到智慧與愚行往往都是並行的；即令科學昌明的現在，我們也不能阻止大多數的醫師都可以認同「三分鐘可以看一個病人」這樣的事。我們又怎麼好意思說自己比起古代人進步多少呢？
生命價值應有普世標準
和信醫院在醫學倫理與道德上所提出的高標準，和信醫院自己都做到了嗎？要括別人的鬍子之前，如果自己不先括乾淨，會不會受到反唇相譏呢？這場仗還怎麼打下去？
和信醫院十周年時，醫院與「康健」雜誌合作出版癌症系列書集，做為十周年慶的主要活動。由於這是一系列有關癌症醫病關係、病人權益、病人與家屬、病人與生命觀的書，又牽涉到相當複雜又困難的人際關係。因此，在書集進入最後校稿的階段，參與撰寫編輯此書的同事，向黃達夫院長表達了他們心中的憂慮，認為以目前受到國內諸多制度和環境因素的限制，有不少書中所描述的境界，在執行上有困難。這十一年來，和信醫院雖然很努力地在倡導全人、身、心、靈的照顧。但是，一方面不合理的健保支付制度是阻力，另一方面醫護人員對於新觀念的接受，進而內化為日常行為的修練仍待加強。因此，同事們有點擔心，當我們把這樣「美好的圖像」描繪出來，將使得病人和家屬對和信醫院的期待更高，而醫院又做不到時，是不是反而會帶來麻煩嗎？
黃院長的看法是，「生命的價值和對人權的尊重，應該有一個普世的標準。固然，因為政治制度、經濟狀況，以及文明進化程度之不同，在不同的國度或社會裏，生命與人權被尊重的程度有別。國內目前確實有不少還須努力的地方，我認為在這時候，更應該很清楚地把我們的理想彰顯出來，而這一系列的書的出版，雖然是為了提供國人一個思考的方向，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讀者應該是我們的醫師，我們可藉以提醒自己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如果，我們沒有目標，沒有理想的話，就沒有求進步的動機，而自我期許與外來的刺激和壓力，就是進步的動力。」
黃院長認為，在醫學領域中，國人對於醫病關係的認知，也同樣地還在學習和調適的過程中，這中間難免有不少的誤會和衝突，這時候最需要的是，由醫界及醫病雙方公開地、誠實地一齊商討我們嚮往的目標在那裏，以便同心協力去移除眼前的絆腳石。
他說，國內病人權益的保障、醫病關係的改善，有賴政府、醫界和民眾群策群力去追求我們共同期待的境界，而在這個學習和調適的過程中，則有賴醫師和病人以最寬容的態度去相互體諒，攜手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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